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

本文对明世宗继位初期新旧势力的议礼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和剖析,揭示了双方议礼观的实质。作者认为,以张璁为首的“大礼新贵”所取得的胜利,为世宗亲自主持进行的、旨在革除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嘉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大礼议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解

《诗·王风·黍离》(小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力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因诗中未有“大夫行役”之言,未见“宗庙宫室”之语,故今人对《小序》之说颇有疑辞。笔者与萧泰芳师论及此事,他认为《小序》还是可信的,并引《史记·宋微子世家》为证:“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     

曾国藩与王庆云的订交与疏离

曾国藩前期日记常或多有中断,从与之交往密切的王庆云日记,可以考见曾、王订交因由与过程,理清其学术交往与仕途分合：订交始于丁未科武会试主考,由实学交流而往来密切,因“议礼之争”而成为同党,曾国藩力荐王庆云出任要职,其后曾国藩募勇征战,王庆云协饷由盛转衰,导致曾国藩疏远直至终止往来。理学诗文之外,曾国藩一度沉潜实学,精熟舆...     

苏轼《议学校贡举状》并非熙宁四年奏上

在宋朝科举制度史上,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以极力反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而著名。因此,《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选载了这篇奏疏。《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又予以节录。这篇《议学校贡举状》究竟于何年奏上?史料记载颇为歧异。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写道:“[熙宁]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宋人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即承袭此说。《东坡奏议集》卷一     

点校本《宋史》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洪迈传》记宋高宗在南宋反击完颜亮南侵取得初步胜利的形势下对宰执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欲首议名分,而土地次之。”但参阅其他史籍,则不难看出以上所载正与高宗原话相悖。高宗说以上这番活的背景是;金世宗取代完颜亮以后,鉴于其国内的局势动荡和宋金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采取了稳定内部,变对南宋的军事进攻为外交斗争的策略,使宋金关系维持在“绍兴和议”规定的水平上,遂派高忠建为报登位使出使南宋。当高宗得到金使将至的消息时,引出高宗君臣名分与土地的议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六载高宗原话是这样的:“朕料此事终归于和,卿等欲首议名分,而土     

更法

孝公平画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③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④民之道。君曰:“代立⑤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⑥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⑦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⑧定变法之虑,殆⑨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⑩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11)于民。语曰(12):愚者     

荷校考

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封建帝王曾以廷杖羞辱惩罚臣下,百官庶僚动辄被杖,血溅龙庭。武宗正德时谏南巡、世宗嘉靖时议大礼、神宗万历时劾夺情,皆有正直官员毙命杖下。在明代,作为羞辱惩罚官僚士大夫的手段,除廷杖外,还有荷校。荷者,负担也;校者,枷也。荷校即以枷加颈之谓。史称此法古已有之。唐代酷吏横肆,创“凤凰晒翅”、“猿猴献果”诸名色,逼供案犯。宋代“天禧中河决渭台,齐鲁承其敝,朝廷遣兵数万人,塞其横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负薪,邑官荷校以督其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13)。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释义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非大夫犯罪不受刑罚惩罚，庶人则是“唯刑是惩，不予礼遇”。这句话的实义是指“五刑”中，无专门针对大夫的刑条，大夫犯罪由“八辟”议其轻重并予以处罚；礼不下庶人则是庶人因忙于生计和没有条件置办行礼用的祭品，故而对庶人不作某些礼的要求，如酬酢之礼即是也!     

顺治继统探微

清朝皇嗣制度建立以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因受到汉族“立嫡立长”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在诸大妃之子中予立储君。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继承并维持了这一立嗣传统，拥贪王宫之子”福临为君。福临继统，并非是诸王“窥视神器”的一种“折衷方案”，而是由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皇嗣制度和福临继统前所处的肯定地位所决定的。皇位继承问题的及时和妥善解决，使满族贵族集团度过了政权危机．为入主中原创造了条件。     

北宋词之“本色”与淮海词

北宋词坛名家辈出、姹紫艳红,其中淮海词清丽婉美,备受论者青睐。有人认为辞情兼美者唯数少游;有人认为词当以少游为宗。究其根缘,当因淮海契合北宋词之“本色”。所谓“本色”,当指文体基本特征,     

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大事”的用场

读史常常令人心潮激荡,读史常常令人扼腕浩叹。 翻阅明史,看到一件影响全国的“大事”。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朱厚为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的继承人当上了皇帝,就是后来的嘉靖帝。当皇帝首要的职责是安邦治国,而朱厚却把认“皇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是认孝宗皇帝为“皇考”呢?还是称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为“皇考”呢?在他即位典礼后的第五天,就下诏给群臣讨论这个问题。于是,大臣们分作两派,一派按封建礼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重尚礼学

<正>东汉统治阶级重尚礼治;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氏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7:“然统康成一生著述而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阶级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文化现象。     

“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

本文认为“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晋朝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要求树立的德目。清浊之争自东汉以来成为政权上斗争的焦点,社会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清远有礼”是对直臣全面的道德要求。傅玄认为,“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做到“教化隆于上,清仪行于下”,而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政权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防     

顾成、罗汝芳“文”“武”二墓探源

明镇远侯顾成以武官身份镇守贵州而建立功勋，其墓葬后世称“武墓”;罗汝芳是阳明后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墓葬后世则称“文墓”。传二墓均立于安顺九溪村河畔。已有研究表明，“武墓”确为顾成长子顾统与其妻俞氏合圹，《顾夫人俞氏圹志》厘清了该墓茔之讹传数百年的谬误;“文墓”虽疑窦重重，为考古研究带来了许多疑云，却增加了对罗汝芳晚年生活际遇、思想由激进转为隐逸突变的深思，且从罗汝芳的“韦氏之识”“伤子之痛”和“隐居之谜”事件分析，其隐逸并葬于安顺九溪之说极为可能。     

“苏瓌有子 李峤无儿”小考

李峤与苏瓌为武后、中宗朝重臣,"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之说,见于各种杂史笔记,有三种不同说法:中宗召二子问"所通书",苏颋之应答颇令中宗满意;苏颋为其父苏瓌守制,坚不起复;同在朝为相,李峤子不及瓌子颋有才能。根据两《唐书》、李峤长子李畅《墓志》等史料,对此三说逐一详加考证后可知,同在武后中宗朝官居要职,峤子不及瓌子颋有才能之说,当为三说之中最为合理的解释。     

《檀弓》“有子与子游立”章新解——兼论先秦儒家礼论中的情文矛盾问题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进程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礼的内容与形式即礼之"情"与"文"间的矛盾。《礼记》中《檀弓》这一章记录了有子因不明丧踊之义,疑其无情而欲去之,子游反驳其说,提出礼有"微情"、"以故兴物"两大特质。旧说多释"微"为"减杀、抑制","故"为"礼仪节文",皆不确。"微"当释为"隐","微情"即"情隐于礼",强调情与礼义皆蕴于礼之仪文度数。"故"即"故事",体现了礼有源自传统的稳定性。《檀弓》此章凸显了儒家言礼者在情文侧重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子游反对当时出现的单纯重情、片面强调礼义的倾向,在重视仪文的基础上,主张义与数紧密结合,这一思路在荀子《礼论》中亦有体现。     

论儒家的“礼法合治”

一《礼记·坊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疏谓:"大设其坊坊之,而人犹尚逾越犯躐,况不坊乎?‘故君子礼以坊德’者,由民逾德,故人君设礼以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