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韵”到“格调”——论帝王与康乾时期诗学思想之转变

清代诗学从"神韵"到"格调"固然有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帝王倡导的因素。康熙与乾隆虽然都倡导醇雅诗风,但诗学思想仍有诸多不同。康熙以"吟咏再三,意味不穷"之深厚雄浑的盛唐元音为尚,重视诗歌风格的建设;乾隆更强调诗人的人品和气格,强调以忠孝论诗,更注重诗歌的思想和内容,反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神韵说。"神韵"本出自"格调",清代前中期诗学又从"神韵"转回"格调"不是简单的诗学思想轮回,而是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因素。     

论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嬗变

南宋诗坛“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变迁可从三个层面谈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后学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南宋晚期,诗坛甚至出现了对“以禅喻诗”的反驳,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演变旁证了南宋诗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高密二李”与高密诗派诗学观

李怀民与李宪乔昆季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其诗论构成高密诗学主体,其创作主导了高密诗风。面对诗坛长久以来笼罩的春温气氛,李氏昆季希望以寒士真声撼动诗坛风气。在诗学上,主张尊崇古意,力避时俗;并将"诗中有人,发抒真情"的诗学观贯彻到诗歌创作中,使主体之情融于客观景物描写之中,在情与景的感发之中生发出言外思致,于平淡处见深厚至味。从"高密二李"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可窥见清代诗歌由初期推崇清远到中后期崇尚沉实之风的转捩,而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意义,是诗心对文化一统更大程度的挣脱。     

论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诗学

光宣诗坛易顺鼎诗歌之"自开一派",自反对宋诗派复古诗风始.他标举"真新还从真旧出",强调"真性情",主张诗歌熔铸百家,无所不学,好绮语而别有寄托;诗风从"工巧浑成"到"拉杂鄙俚",在诗歌形式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是,易顺鼎诗歌依然从属晚清复古诗风,题材贫乏,缺乏新材料,拘泥形式至以诗为戏,最终堕入虚无.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论李白诗学观的儒道兼融特色

李白的诗学观具有儒道兼融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张诗要保持“雅正”传统,反对专事雕琢的形式主义文风;二是主张诗贵“清真”,提倡“清新、自然”的诗风,反对因循模拟：三是崇尚“逸兴”、“壮飞”的浪漫风格,追求诗歌艺术表现的闳阔境界;四是提倡“文质并重”,肯定魏晋以来诗歌表现美学的重大成就。     

论“邵康节体”平淡诗美的诗学渊源

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学风貌被称作"康节体",而平淡是"康节体"最为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后世虽常认为邵雍诗学空诸依傍,但其平淡诗风的形成却实渊源有自。既有对陶渊明、白居易等前代诗人人格风范与创作成就的吸收与借鉴,又受到现实诗坛氛围的感召,加以自身哲思体悟的心意熔铸,遂形成了"康节体"以恬淡冲和为特色的平淡诗风。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诗歌的艺术风格

郭沫若抗战时期诗歌有着特殊的艺术风格,本文力图从浪漫诗风的演变,诗歌内容风格的现实性;个人本位的让位,人民本位的上升;雄浑悲壮的歌唱;话语权的转变,大众化语言的加重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明代格调派诗学所遗留的矛盾与问题辨析

格调论为明代诗学的主流与正宗,明代格调派强调格调优先,从形式入手,采取了一种"倒学"的方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先天缺陷,致使明代格调论产生了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诸如强调形式,忽视诗歌内容;"师匠宜高"与"捃拾宜博"的矛盾;才情的恣意张扬与拘囿规矩之间的冲突;"正"变"之间无所适从的尴尬;标扬神完气畅、卓立遒劲的雄浑格调,却又拒斥格偏调弱、恬适淡远的神韵诗风;恪守"拟议"之典则而难以"轩翥出辙"成其"变化"。     

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自然之人生 自然之诗作 自然之诗学——基于《元代诗学通论》的思考

相较于前代诗人,元代诗人的生活方式更为自然.他们的诗作多自然意象和异域风情的描写,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元代诗人自然的生活状态和自然的创作态度直接影响了其诗论主张.元代诗学重自然,既主张诗歌的自然而发,也主张返璞归真、合于自然.元人关于其他诗学问题的讨论也往往与自然相关.“自然”可谓是元代诗歌和元代诗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优长之所在.     

从韩愈的诗评看其诗学观

韩愈对唐代诗人的评论 ,表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诗学观。它主要体现在 :树立以盛唐为法、李杜为宗的诗歌美学范式 ;提倡尚奇的诗风 ;重视诗歌的风骨与气势的追求。     

清人吕谦恒诗风辨

吕谦恒为明末书画家、诗人王铎之外孙,其诗学理念直承王铎.而王铎对明代诗学有拨乱反正之功.可以说,吕谦恒的诗学渊源及传承、变化,就是明清诗学风气演进轨迹的一个缩影,具有非常典型的作用.同时,前人对吕谦恒诗风的认识仁智各见,结论乃至完全相悖,故梳理吕氏诗风更见必要,对研究清代诗学具有重要意义.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作为诗人兼古音学家,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同受李氏诗学影响,七子派吸取格调说而建立了更严格的模拟理论;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派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颇有影响。明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多样态。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坛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人有着密切交往,他对中州诗坛的诗风走向有着引导和影响之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正面引导中州诗人诗学复古;二是在李梦阳因拘泥体裁法度而陷于模拟之弊的负面刺激下,中州诗人对其思想进行反思,形成以道为本、肯定自然诗风、强调自抒性情的诗学观,努力修正复古运动后期出现的偏差。     

祁寯藻诗歌管窥

祁寯藻平稳的仕途经历和长期的台阁生活使其诗多讴歌升平之作;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儒家伦理关怀意识又使其创作出不少关怀国事民生的诗歌,但祁寯藻对于社会动乱的原因分析不够深刻。祁寯藻在诗学观上强调"性情"是诗歌的本质,其观点没有突破《礼记》、《毛诗序》等传统诗教的牢笼,但影响到了祁寯藻诗歌的表达方式、修改思路乃至编集时的取舍。祁寯藻是一个谨言慎行、谦恭持重的人。这种性格和人生态度,是造成其雅正平和、温柔敦厚诗风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知人论世,综合把握,才能更好理解祁寯藻及其诗歌创作。     

《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是宋代诗学批评辨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同时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     

唐太宗对初唐诗风的革新有首倡之功

有的唐诗研究者认为,唐太宗虽为一代英主,但在诗风上是倾向守旧,爱好齐梁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帝京篇序》中,太宗总结了周秦以来历代帝王覆亡于骄奢淫逸的历史教训,主张以尧舜俭朴之风改变秦汉以来的奢淫之弊.与此相适应,在诗歌音乐上,也主张用远古淳朴的“咸、英之曲”,改变六朝以来的“烂漫之音”.音乐诗歌都要“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这都可以看出,太宗正是要以朴素实用的观点来纠正梁陈“释实求华”的形式主义诗风的.这是从政治改革的高度来论诗文改革的一篇重要文论.这篇文论,对梁陈形式主义诗风的批判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的.它不     

"同化于一个新的结构之中"--论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形成

"初期象征派诗歌"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个初具流派思潮性质的诗歌潮流,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开端.它的诗学思想明显渊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在某些诗学范畴的阐释上带有明显的移植嫁接性.然而,这种"移植"和"嫁接"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相通契合性.本文既充分考虑到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对于初期象征派诗学思想的渊源性,又面对诗歌的文本现实,勾沉检索诗学理论文献,考查了"契合"、"象征"、"朦胧"、"纯诗"等重要诗学范畴,探源索微,比较异同而总结其中诗学思想"移植"、"嫁接"、演替、嬗变之规律.     

从象征主义到英美现代主义——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英美现代主义转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现实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化。诗人们自觉反思象征主义诗歌的情绪感伤性和逃避现实人生的趋向,把视线投向更为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潮。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从象征主义诗风到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转向。这之中,卞之琳与冯至两位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开风气之先的创作,率先架起了一座通向英美现代主义的桥梁。之后,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而集结的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更为集中地体现这一现代主义诗潮之“转向”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