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家形成模式中的“无讼”根源探微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种价值,因应"习惯法"与"成文法"的此消彼长,愈加表现为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诉讼行为的评价。肇基早期国家的形成层面,在因强力而产生的"酋邦"中,被征服者的诉权遭到漠视,取而代之的是藉公权力规训下的"无讼"理念的兴盛。与此同时,运行于"酋邦"的专制权力鼓吹等级与名分,尤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就了"无讼"产生的土壤。此外,与"公共权力"相反,"酋邦"的本质是对他方权益百般压制与独擅政权的"家族权力"。而这宣告了"无讼社会"的来临。约言之,与"部落联盟"相较,"酋邦"起源于"强力"、存在"专制权力"、以"家族权力"为本质等特征"注定"了"无讼"产生的历史条件,是"无讼"最深层次的根源所在。     

说苍梧九疑零陵

一苍梧史称舜崩苍梧之野。司马相如曰:「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是苍梧在上林东,并不指湖南零陵为苍梧也。方与纪要:河南内乡县西南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南去丹水二百步。范汪荆州记曰:「丹水县,尧子朱所封,亦曰丹朱城。」山海经谓舜与丹朱葬相近恐苍梧当近此。淮南修务训:「舜南征有苗,道死苍悟。」文选注引六韬:「尧与有苗战於丹水之浦。」吕览召类:「尧战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淮南兵略训同。论衡儒增:「尧伐丹水。」又恢国:「尧有丹水之师。」是古谓三苗在丹水,舜征有苗留葬苍梧,必舆丹水相近。后人谓有苗在洞庭已误,亦豈有南征洞庭,而道死道州零陵之理左哀四:「楚右师军於苍野。」杜预注:「苍野在上洛县。」水经注:「丹水自苍野东历菟和山,疑苍梧之野即苍野,在今陕西商县东南,菟和山西境,故司     

从“应监”诸器铭文看西周的监国制度

通过对“应监”诸器的探讨 ,可知西周初期是有监国之制的 ,但以当时的形势分析 ,监国之制乃是以国监国 ,与后世的中央集权王朝派官吏到诸侯国内监督是大不相同的。周初“应国”为监国 ,监视的乃是南土原商属旧邦。     

殷人祭礼天梯考

殷周文字中多见"陟"、"降"等考其字义及用法,乃双足攀登梯阜升降于天地之间。文献多见古王者、大贤死后陟天,卜辞亦见陟降及鬼坠庭阜,《礼记》则记载招魂之复礼由虞人、狄人设阶梯。"陟"与"降"二字构形与此种观念密切相关,而"树、山、藤蔓、梯"为沟通天地之车由心的象征,文献多言殷人王庭神树"一暮大拱",实为此种古老观念及援梯登天之礼的记载。卜辞中亦有"蔑",考其形义最初为人攀于刃梯之形,后引申为善演陟蔑之礼的女戚、女蔑等人。殷人通过"蔑"这一表演,模拟登天之礼,宾见帝或祖神,亦用于求雨。     

酋邦理论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研究

现代人类学者所提出的酋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中国前国家社会即夏以前的社会状况可以用酋邦理论加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同国际学术界接轨。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可以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的古代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总体论述,结合酋邦理论加以说明。     

德与周代宗教意识

周人重德,其"德"观念主要运用于政治领域.在周代,"德"乃受命开基之本,长保社稷之所系,为贵族阶级所特有;是以周天子和诸侯为中心包括整个贵族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向四方辐射的控制和统摄力量;是建立在宗法分封基础上,处理多层面政治关系的手段.     

酋邦:过渡性与非过渡性——关于中国早期政治组织演进的不平衡性问题的一点理论思考

中国早期国家不是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而是古代酋邦在政治上和地域上演变的产物,这一观点,在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中已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由部落联盟而导致国家产生这一模式,应该说只是在世界较少地区出现过的一种特例,并不可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迄今,似乎只有古代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的一些国家的形成可以较系统地运用这一模式予以解释。而就是对这类国家的形成,在运用部落联盟模式予以解释时,也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至于酋邦向早期国家的转化,则可以有多得多的例证。色维斯(Service)因而把酋邦看作是人类政治组织演进中的一个普遍性的阶段;当然这个看法本身也还有待于讨论。古代中国是早期国家形成中酋邦模式的一个拥有充分资料的个案。对它的研究,不仅针对着中原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还涉及到如何恰当地解释自纪元前四千至三千年之间中国境内的几个有着较高度发展的地区之间在政治进程中的差异性即不平衡性问题,从而对中国早期政治进程的整个图景获得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在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酋邦本身在与早期国家的关系上的过渡性与非过渡性问题。在古代中国早期政治进程中,酋邦的这两种可能的特性都有突出的表现。这在早期国家形成的理论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拟就此作一简要的分析,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说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

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是伯称谓的一种,从根本上讲,方伯与伯性质相同,均是与商人不同的异族邦伯。方伯之"方"指幅员方域之意,方伯具有一定的地域与规模。方伯多为商王朝日常统治所不及的异族群体,与殷商晚期已纳入王朝政制的"多伯"不同。相关卜辞记载商与方伯之间举行享献、宴饮或揖拜等礼仪活动,应与方伯臣服礼有关。卜辞亦记载了商王朝征讨方伯乃至杀方伯祭祖等事,反映了商王朝与方伯之间的对立。后世礼书所记的方伯之制,多为学者所拟设,可略分为"二伯—州伯"系统与"四岳—十二牧"系统。其方伯乃王朝所设置的五官之长及诸侯之长,与甲骨所记内容并不能简单地比附。     

周公摄政称王质疑

《史记·封禅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 周初定天下,武王即崩.关于周初这段历史,先秦典籍所载均无异辞,并谓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旦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君治天下.史家遂称此为“周公摄政”或“践阼称王”;历代学者也大都以为,确有周公摄位七年而致政成王之事.笔者在治古文字学的同时,颇留心于西周史绩.近年,研读《尚书》中《周书》诸篇,殊觉“周公摄政称王”之说,多有可疑之处.兹捃摭管见乃成斯篇以辨之,尚希士林学者幸以教之,匡其不逮.     

西周王朝国家结构探论

西周王朝和四土诸侯通过宗法分封制和畿服之制的原则和精神 ,初步建立起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各封国诸侯代表天子对其他封地进行治理 ,同时向天子履行朝贡、从征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义务。西周王朝统治者正是依靠这种逐步确立但仍具有一定原始性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加强西周王朝与四土诸侯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 ,从而不断巩固和完善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等级秩序和发展中的国家结构     

从“上下通”释“德”之本义

“■”字出现在甲骨文和西周初期以前的金文中,可隶定为■,其本义为“视道而直行”,引申为“省察”“巡视”;西周初年随着“天命有德”观念的出现,周人借形赋义,又为“■”赋予了“在大地中央省察天意并有所领会”的含义,等于创造了一个新字,可以隶定为“徝”。省、直古音相近,故可相互通用。上古时期,上天是人间意义的最重要来源,很多核心观念与词汇都与交通天人的“上下通”有关,周人以“根据上天之意行事”为有“德”,而按照上天的意愿做事,怎么做是通过心来把握的,所以在“徝”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符成为“德”字,强调对上天之意的领会。     

秦穆公的霸政

秦人是我国占老的居民之一,相传“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说明大业之前秦人处于“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大费以后,秦人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大费曾协助禹治理洪水,受到奖赏.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夏朝初年,秦与夏已有联系,只是限于材料,还不能讲述清楚而已.“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在汤伐夏的战斗中,“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因秦人助商灭夏有功,孟戏、中衍为帝太戊御,得到宠幸,“御而妻之”至中衍以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赢姓多显,遂为诸侯.”中(?)“在西戎,保西垂.”西垂乃泛指西方边陲.     

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

夏代是由多层次政治实体构成的社会,既有夏后氏这样的王邦即王国,也有许多附属的邦国(属邦或称庶邦),还有很多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即所谓"酋邦")之类的"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这些多层次的政治实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若干邦国,因而夏王直接统治的王邦对于其他众多庶邦而言当然就是"国上之国",而其他众多的属邦由于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这种由王邦与属邦以及其他层面政治实体而共同构成的夏王朝这样的"大国家结构",可称之为"复合型国家结构"。     

说甲骨卜辞中的“省牛”“刍”——以商国家结构为视角

在整理"省牛"、"刍"相关卜辞后,发现有关商之"省牛"仍有进一步探讨之空间,可将"省牛"与"刍"有关卜辞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二者各自含义及相互关系。"王省牛"之内容或囊括前往巡省省视牛之放牧及其放牧之牧地、亦巡省刍养牲畜之奴隶或相关人员等相关活动。进一步利用商国家结构的视角来分析"省牛"、"刍"卜辞,可窥探二者与商国家结构的相互关系,如刍牧地点反映了商与诸侯方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土地开发方式,刍牧卜辞反映了商与居于国家结构中不同层次的族邦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田齐“高祖黄帝”考辨

陈侯因齐敦铭中"高祖黄帝"之语,实是田齐国家战略的宣示,关涉着田齐及战国中期的政治发展,然学术界对这句话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释读却向无认真辨析。本文系统考察此语上下文例,定"祖"为祖述之义,并进一步考明田齐祖述黄帝之旨趣乃在于以征伐王天下。兹是时代背景使然,陈侯因齐作此器铭盖在马陵之役后,其时诸侯争霸政治已发展到最后阶段,魏、秦、齐等大国诸侯皆先后开始了王天下的政治追求,战国政治经历着诸侯争霸向七国争王的转变,"高祖黄帝"正是田齐王天下的战略。但王天下非徒事征伐而已,田齐推动"高祖黄帝"战略的努力始于威王,经宣王之世,而终于涽王之败亡。     

异域的异托邦阴影:约翰·欧文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书写

在美国当代知名作家约翰·欧文的小说中,异域的城市空间书写占据了重要地位。欧文小说中的城市异托邦空间书写是对福柯的"异托邦"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描绘处于异托邦内人的行为活动,欧文在小说中塑造了三类城市异质空间,分别对应着福柯所说的三种异托邦:对作为欲望之都的维也纳等城市的红灯区的呈现对应了妓院的异托邦;对作为军事之都的维也纳军事占领区的刻画则对应了殖民地的异托邦;对作为流浪之都的多伦多等城市的描写对应了监狱的异托邦。欧文小说某种程度上是欧文崇尚怪诞的审美效果的结果,也是其现实生活经历的再现,表达了欧文对安宁静谧、和平包容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向往,体现了其作为一名有着社会良知的作家所具有的悲悯情怀与人文关怀。     

商朝国家结构与国土改造

殷商时期,商王朝与四土诸侯、方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颇为复杂且不稳定的特点.殷商王朝与附属型诸侯、方伯之间的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逐步加强使得殷商王朝的政治制度逐步摆脱殷以前的原始性与松散性,从而使其逐步向日渐成熟和完备的方向发展.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商王朝掌握对诸侯的任免权及对臣僚的监察权的说法,并不符合殷商时期的历史实际.商王朝与敌对型诸侯、方伯之间关系中的"作邑"与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之制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商王朝在一些军事要地尤其是边境地区屯驻师旅的制度与西周时期设置诸监的制度颇为相似,是殷商王朝加强对四土经营的一项重要战略性措施,它反映了商代国家结构及政治制度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的原始性.殷商王朝与四土的关系表明,商代四土之地已经逐步成为商代政治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殷商王朝是一个由邑土国家逐步向领土国家过渡的发展中的早期国家,并非是一个完全拥有四土之境的疆域辽阔的领土国家,更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大帝国.     

陈寿评价吕布有失公允说

陈寿把吕布一生行迹概括为有勇无谋和轻狡反复两个方面.这一评价对后世影响很大.吕布在政坛上倏兴忽灭,确实和其"有皐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关系密切.但吕布与某些政治军事势力反目,往往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在吕布一方,况且汉魏之际各种势力的不断分合本是当时政治运行的常态.陈寿专以"轻狡反复"评价吕布有失公允.     

“吾道一以贯之”章“忠恕”、“一贯”关系辨略——以近代以来《论语》注疏为中心

《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章一直以来都是《论语》注疏史关注的焦点之一。曾子是假借"忠恕"言"夫子之道"以喻示、劝勉门人,还是认为"忠恕"即是"夫子之道"?"忠恕"与"夫子之道"的关系当如何把握?这是其中引起学者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文章结合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指出:一、就价值取向而言,"忠"、"恕"可谓与"仁"完全一致,它们所指向的虚灵境地显然是通向作为一种极致状态的"仁"的。另一方面,就价值取向所指的虚灵境地的义蕴而言,"忠"、"恕"又可谓收摄、贞定于"仁",而"仁",在推扩的过程中必定不会止步于"忠恕"的内涵,在提升的过程中亦必定不会范围于"忠恕"的德目。二、"人""己"、"己""人"在以"己"为重的前提下在"忠恕"这里被处处联为一体,如此对孔子之学乃"求诸己"之学、孔子之教乃"近取譬"之教的认可可谓无以复加。只是在这一前提下,以共通的"恻隐之心"为端倪的"忠恕"才从一般的德目提升出来,成为最佳的入德之方、趋"仁"之途。     

先秦两汉舜故事南方版本发展与潇水流域的政治进程——兼论零陵九疑舜陵舜庙的实体化

舜故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即舜死苍梧,葬于九疑,这是汉代以后对于舜死及葬地的主流说法,也得到后世各王朝的普遍承认.但作为华夏集团的首领,其葬地远在长江珠江分水岭地区,难免令人生疑.分析可知,舜故事的定型文本整体呈现嵌套、混合的双重结构,可能是由北、南两个地方性版本发展而来的.舜葬九疑说是南方版本关于舜葬地的描述.舜故事南方版本在春秋时期因陈楚交往而产生,随着南岭北部边缘潇水流域战国到汉的政治进程而日趋流行,其中秦始皇派10万大军戍守九疑、汉武帝在零陵置郡,都起了关键作用.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时选择了九疑说,在文本上对其进一步强化.王莽在九疑山修建舜陵舜庙,最终将之实体化.国家祀典确立,舜葬九疑说遂成历代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