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商王朝是一个由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臣服的方国共同组成的奴隶制国家政治统一体。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是在政治、祭祀、军事等方面。由于时代的原因 ,这些表现又有着鲜明的的特点 ,如原始性、非对等性、不稳定性等。     

甲骨文中的沚■

是武丁时期一位重要的军事大将 ,他曾是商王朝的一位异姓诸侯 ,被武丁用武力征服后 ,臣服于商王朝。他活动在商王室事务中。武丁对他恩威并重 ,这主要是武丁为了加强商王朝西部地区的战略防御     

沚 参加商王朝的军事活动浅论

沚(戈)在武丁时期最突出的活动表现在军事方面.他随武丁征伐了(工口)方、土方、巴方等方国.在战场上,他率领商王朝军队的左翼,承担开路先锋的重任.他对商代后期的西土边境的安全作出了的贡献.     

甲骨金文所见“失族”问题再论

甲骨金文中"失"字常见,通过对甲骨金文及相关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甲骨卜辞中"失族"主要活动于武丁时期,武丁早期及中期前段其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武丁中后期其被商王征服后长期臣服于商朝,并在王朝任职,卜辞中其地望当在晋中、晋南一带。洛阳马坡一带乃其后人迁徙之地,据金文来看,此族人亦曾在周王朝任职。     

商王朝对方国的祭祀影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商王朝来讲,祭祀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方国臣服之后,商王朝便通过使方国助祭、到方国举行祭祀活动、任用来自方国的贞人等手段,对方国从精神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和影响,取得了一定效果。以周方为例,文献及周原卜辞都显示出,在祭祀方面,周受商影响颇深     

商代国家性质申论

有学者认为商朝是方国联盟,从甲骨文“比”字与多王的分析看,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充实。从商代的王与诸侯的权力与义务、商文化在大范围内的统一性、商周交替之际表现出的对商王朝共主地位的承认看,商王朝已经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不是方国联盟。     

略论夏商西周的共主政治秩序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表现为一种共主政治秩序。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朝觐、职贡、从征、出仕等制度来规范与维系王室与方国、诸侯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同于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之间平等的联盟关系,形成了方国、诸侯按一定秩序臣服于某一共主的政治体系;但是,方国、诸侯并不构成共主辖下的政区,王与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那样稳固和维系紧密。     

殷墟卜辞所见我国最早的传染流疫考

《合集》137正片中记载了武丁时期在郸城、■子、鬼(方)等地区与方国流行的传染性病疫情况,另外《合集》13887与《合集》17446片也有与流行性病疫有关的记载,说明其时商王是很关注流疫沴气的情况。这是我国最早所见的武丁时期有关病毒性传染流疫的记录。此片中"■"之"■"应读为"逢",并从字形、音义和用法对反映流疫的专用字"■(沴)"字作了详细的考证。     

说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

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是伯称谓的一种,从根本上讲,方伯与伯性质相同,均是与商人不同的异族邦伯。方伯之"方"指幅员方域之意,方伯具有一定的地域与规模。方伯多为商王朝日常统治所不及的异族群体,与殷商晚期已纳入王朝政制的"多伯"不同。相关卜辞记载商与方伯之间举行享献、宴饮或揖拜等礼仪活动,应与方伯臣服礼有关。卜辞亦记载了商王朝征讨方伯乃至杀方伯祭祖等事,反映了商王朝与方伯之间的对立。后世礼书所记的方伯之制,多为学者所拟设,可略分为"二伯—州伯"系统与"四岳—十二牧"系统。其方伯乃王朝所设置的五官之长及诸侯之长,与甲骨所记内容并不能简单地比附。     

舜与虞朝的建立

在山东海岱地区,国家的产生与演变发展,经历了城邦—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尧舜时期的唐、虞,正处在由方国向帝国转变的过渡时期。可是,尧领导的唐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而舜领导的虞却完成了从方国到帝国的转变,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朝、代三者合一的政权形式,与夏、商、周并称为四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虞、夏、商、周四代的说法广泛流行,说明古人将虞、夏、商、周一体看待,虞是一个独立的统一王朝。     

[处火]卣和 族族姓

通过对[处火]卣铭文的分析,可知丙族是和商王室同姓的贵族家族,属于子姓。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以旌介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点。这一文化系统所代表的方国,是商王朝分封王室成员建立的,是商王朝在晋南地区建立的一个据点。     

浅析晚商中央王朝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商王朝后期,随着中央王朝实力的增强,其对周边部族方国的辐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这种辐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商王朝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的绝对统治地位及占据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辐射力为后世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     

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

新入藏国家博物馆的西周中期青铜器柞伯鼎上的铭文,记述了周王朝对南方蛮夷方国昏的战争,昏可能即《国语·郑语》的闽芈。由鼎铭文例知道,当时叙述征伐采取"命"、"至"和"馘俘"的格式,与《逸周书》记武王克商的《世俘》相似,其"至"均指抵达征伐的目的地,从而纠正了该篇注释诸家的误解。武王命人征伐的方国可能很远,如蜀即在今四川的蜀国。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商代多层经济结构探析

商代经济是一种多层次经济.在商王朝内部有王室经济和宗族经济,在其外有诸候经济和方国经济.不同层次的经济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同时又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王室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宗族经济受王室经济控制最大;诸候、方国经济与王室经济保持一定的相似性,但同时具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正是由于多层次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才使得商代经济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较高的发展水平.     

《商颂》难句试释(一)

《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史家多以为此句说的是契孙相土建立烈烈功绩,势力发展到了海外。但此说却是很有问题的。先商时期殷的势力在林立的方国部落中并不强大,一直到晚商的武丁时期才“肇城彼四海”(《商颂·玄鸟》)将势力扩展到四海之内。若说相土时即到达海外,实在是悖于史实的。因此,有的史家就以“宅殷土芒芒”为例说“相土烈烈”的相土可能不是契孙相土,而当是     

甲骨金文的“ ”与殷墟“ ”墓

将殷墟甲骨文、晚商铜器铭文中的＂＂与殷墟出土的两座＂＂铭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可知＂＂在商代是一个较重要的族氏,生活于武丁至帝辛时期。该族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世代出任武职,在殷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甲骨金文的"(族)"与殷墟"(族)"墓

将殷墟甲骨文、晚商铜器铭文中的"(族)"与殷墟出土的两座"(族)"铭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可知"(族)"在商代是一个较重要的族氏,生活于武丁至帝辛时期.该族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世代出任武职,在殷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北宋时期的于阗

北宋时期的于阗，尽管臣服于黑韩回纥，但仍作为一个相当自治的城国而活跃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上，与宋王朝的往来至为亲善，在其携带的黑韩王的国书中，仍沿用唐代和亲称谓，称北宋皇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北来前期，于阗朝贡使团由“回纥路”入贡；宋仁宗明道元年（1     

唐王朝对渤海王位继统的管辖

唐王朝对渤海的王位继统是进行有效管辖的,而且这一管辖是建立在肃慎族系周秦至隋唐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与中原王朝友好、学习和臣服的历史基础之上。从管辖的技术层面看,唐王朝对渤海的管辖基本遵循“不断册封”和“遵从渤海”的两大原则。从效果上看,唐王朝的管辖起到了稳定和提振渤海社会以及巩固唐王朝东北边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