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新世纪小说的通俗化倾向

阎连科在初登文坛的八、九十年代,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以呈现故乡"耙耧山脉"底层农民生活为精神指归的严肃文学作品。但新世纪以来,受文化消费主义的渗透、身体叙事的泛滥、狂欢化语言套路等文坛日渐浓重的负面因素的影响,阎连科的小说创作逐渐脱离了原先"纯文学"的道路,而向通俗化方向靠拢。具体而言,作品与现实的"零距离"接触,女性身体的空洞展示,拼贴式语言的堆砌,是阎连科新世纪小说通俗化倾向的主要表征。     

论阎连科乡村小说的苦难意识

苦难叙事是文学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对生命生活的厌恶与恐惧是阎连科乡村小说苦难意识产生的根源,疾病、权力、自然、贫穷、爱情缺失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痛苦是苦难意识表现的具体形态,抗争苦难是作品人物应对苦难的最重要方式,也因而具有十分鲜明的审美意义。     

阎连科乡村小说的生命寓言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以生命寓言的形式揭示了生存的苦难和绝望,并讴歌了对此进行的声明抗争。这种主题的选择源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反映了他惶惑的生命观。他的乡村小说体现了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特点。     

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生命寓言书写——以阎连科为例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以生命寓言的形式揭示了生存的苦难和绝望,并讴歌了对此进行的生命抗争.这种主题的选择源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反映了他惶惑的生命现.他的乡村小说体现了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特点.     

关注农民的生存环境——读阎连科的小说

在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阎连科 ,青少年时期过多地体会了农民物质生活的艰辛 ,以及他们时时刻刻感受到的精神上的屈辱 ,他长时间地沉浸其中 ,难以自拔 ,他的《情感狱》 ,作者自己强调不是自传体小说 ,但是 ,这部小说显然投入了作者过多的真情 ,在事实上它可能不是自传体 ,在情感上却不能不说是作者的自传体。阎连科以后的作品也同样始终关注着农民———生活在老土地上的农民、生活在军营里的农民 ,他写他们生活的艰难、写他们的坚韧与勤劳、写他们浓浓的人情味 ,也写他们的狭隘与卑琐、写他们的狡狯与自私 ,他理解他们 ,赞美他们 ,同情他们 ,…     

《许三观卖血记:》荒诞而真实的苦难叙事

《许三观卖血记》通过一个市井小民卖血求生的悲剧故事,深刻地揭示了苦难与人生的终极意义。许三观以他应对苦难的特有方式,集中诠释了中国人在苦难面前的民族智慧与坚韧性格。许三观并没有用麻木去"消解和遗忘"人生苦难,相反,他是在以一种俗人经验诠释人生苦难,苦难通过卖血被还原为生命本质。因此,许三观不是某一具体人物,而是民族苦难象征的艺术符号,他唤起并强化了我们对民族苦难历史的情绪记忆,进而使我们真正懂得了什么是苦难与如何去面对苦难。     

“迟到”的阎连科

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阎连科的写作可谓是一种“迟到的写作”。无论从写作内容或写作主题、题材领域,还是表现手法和艺术观念等方面,阎连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都迟到了。在这种迟到的写作心理支配下,阎连科后来者居上,出奇制胜,以“极致化”叙事方式,表现出某种迎合西方的“他者化”汉学写作心理,使其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又走上了片面化和极端化。     

寻找与突破：论阎连科《受活》的“絮言体”

<受活>摆脱了阎连科对文体选择、寻找的巨大焦虑,创造性地运用了"絮言体"并把它发展到极致."絮言体"形成了支撑文本的主干结构,对作品内容是一种有效的补充、阐释和延伸,很大部分能够独立构成情节,维系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本色."絮言体"的运用,标志性地意味着阎连科的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是阎连科小说创作流程中带有突破性的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也是当代小说创作横空出世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     

乡土文学第三条道路的探索: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写作

阎连科早期的创作是以较为直接的方式书写乡土中国的内部权力构造,后来阎连科愈发感觉到现实主义成为阻碍其突破的枷锁,因此后期写作出现明显的转变,此时想象力成为阎连科创作的基础,并自创了"神实主义"。阎连科试图以一种不同于过往的文学表述方式,重新去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乃至整个民族、人民的命运。包括阎连科在内的许多乡土作家在书写乡土时,都不再满足于只是进行简单的陈诉,而是融合神话、寓言等方式去呈现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这也是对乡土文学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莫言乡土小说的悲苦主题

作为当代著名的乡土作家,莫言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充满着对苦难和悲剧执着呈现。他不回避也不遮蔽乡土世界存在的一切苦难和悲剧性的生存状态,而是赤裸裸地执著于展示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各式困苦和悲凉,他以他的真诚和良知展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乡土世界。苦难和悲剧是莫言乡土小说始终不变的主题。     

从苦难主题看余华对传统宿命观的承袭

“苦难”是余华小说的基本母题。余华通过对“苦难”的叙述,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索,但在书写苦难主题的同时,作家也无意识地透露出了他对传统文化中宿命论这一陈旧观念的承袭,这一点削弱了其文本的悲剧意识,影响了其精神境界的提升。     

苦难创伤与文学豫军创作共性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     

以终极关怀的热情透视世界的苦难和苦难的世界--从《长征》看北村的心灵写作

北村的写作可称之为心灵写作.他带着终极关怀的热情透视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这个苦难的世界.对此,他自己如此概括:"我不过是站在良心的立场上写作,描述在路上的苦难和尴尬,但并不是说我本人是绝望的.正如有光就意味有暗一样,你若退出光明就必进入黑暗.今天站在光的地位向黑暗注视,但不意味着接受它,而是给它一个良知的态度."①这一"良心的立场"和"良知的态度"终于使价值之光不再被事实暗夜所淹没,也使中国当代文学超越荒寒、嘲讽的喜剧风格而拥有悲悯、庄严的悲剧激情成为可能,超越物质人和社会人而走向心灵人和人类人成为可能.     

路翎面对苦难的精神向度

路翎是主体意识很强的作家,他强烈地感受到生命中无穷无尽的、无法摆脱的苦难,从而试图通过文学作品去展现这种悲苦。路翎思考的着力点并不是如何在现实中免去烦恼,摆脱苦难,而是抱定一种超越的信念和高贵的人生态度去抒写面对苦难的精神方式。路翎面对苦难的精神取向表现为三个层次:追问、寻觅、救赎。     

拯救无边的苦难——解读鬼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在鬼子的作品中,苦难叙述后面却总是隐藏着灵魂的拯救这一亘古不变的文学母题。因而可以通过"苦难"和"拯救"这两个关键词来解读鬼子的小说《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对鬼子而言,苦难不仅是一种生存困境,更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生存和死亡这两种背反的抵抗方式反映出鬼子对人生的悖论式思考。小说结尾处的真情抚慰虽强化了情感宣泄效果,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其批判的力度却被削弱了。     

论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

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有着浓郁的父性崇拜。阎连科小说的父性崇拜表现于苦难父亲、权威＂天父＂和道德父亲形象的塑造,而李佩甫则善于描写家族历史的父性怀恋。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以叛离传统的父子伦理,潜隐着弑父情结。他们站在文化守成主义的民间立场,展开生存背景下的父子叙事伦理,唤醒我们内心渴望的原始久远的父亲情结,重新复活也许一度失落的生命记忆。     

以生拒死 以死求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生存哲学

余华通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小说鲜明地反映出了他以及他所要表现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也就是在强大压力和苦难的夹缝中竭尽所能求得"活着"的权利.无论是"以生拒死"还是"以死求生",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生"的渴望,并且,在这渴望中,我们又意识到生命自身强大的能量.     

奥尼尔的文学伦理思想论析

奥尼尔独特的生活与阅读经历铸造了他对生活的道德式解读,他用戏剧回答了现代人该如何生活、什么是好生活及人物怎么感知这种生活等基本伦理问题.其伦理思想源于他对苦难生活的感受、对希腊悲剧要素的吸收、对现代心理学的理解和对超人哲学的接受.     

苦难及其救赎:张炜创作中的文化主题

苦难与救赎是文学表现的基本主题之一。张炜的几部重要长篇小说都贯穿了这一主题,表达了他对人之生存苦难和大地苦难的持续关注和思考。对于这种苦难,张炜所昭示出的最根本的救赎之途就是：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和征服的态度,回归自然,固守农业文明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想,实现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但是农业文明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想无法拯救从农业文明转变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人之生存苦难和大地的苦难,所以这一救赎策略是失败的。这种苦难的救赎,只能寄希望于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赫斯和青年马克思的人道思想对比

赫斯和马克思是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着相近思想兴趣的两个人,因为都有着对当时社会中人类苦难的特别关注与极度怜悯,而有了寻找苦难根源及寻求改变当时人类苦难之良方的志向,他们一生都在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可以说"人道问题意识"是他们心头共同的用一生的行动探寻和思索的问题意识。如果再追问他们是如何探寻"人道问题"的,则发现他们一直在试图克服"受苦者的目光",即试图解决人的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