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Np"结构的再认知和处理模式

语法学界历来对"V + P+ Np"结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运用原型理论对"V+P"部分进行再分析,将该结构中的"V+P"处理成动介式短语词,同时从汉语双音化和介词后附进一步虚化等角度考察"V + P + Np"结构,说明"V + P+ Np"结构述宾化,即"V+P"作为动介式短语词后带宾语"Np".与此同时,我们运用"构式-语块"理论阐释了对于"V + P+ Np"结构的处理.     

论“动词+介词”的词汇化

后置介词"到、给、乎、往、向、以、至、自、在"中,只有"乎、以"可以和前面的动词结合成词,原因在于动词可以和"乎、以"后面的成分直接构成动宾关系,从而使介词"乎、以"失去介引功能,变成无意义成分,在汉语双音节化趋势影响下,后附有意义的动词完成词汇化。"动词+介词"的词汇化规律可为解决"V+P+Np"是动宾还是动补结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论汉译佛经“何所”与“诸所”的源形式

汉译佛经不仅是丰富的佛学资源,而且是研究汉语历史语言及语言接触的重要材料。汉译佛经特有的"何所"不见于本土汉语,与汉语来源于"何所V"结构的"何所"不存在历史演变的关系。译经这类"何所"及其变体"何许"可以解释为"所/许"脱离空间范畴后与疑问词"何"的组合,不属于汉语本身的自然演变。汉译佛经特有的"诸所"的源形式与汉语里固有的"诸所V"结构有关,但又不是"诸所V"结构内"诸所"直接词汇化的结果,而是形成于"诸所V"结构中"诸所有(N)"的特殊变异。     

“V+P+NP”与“P+NP+V”结构中介词的语法特征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V+P+NP"与"P+NP+V"结构中介词的语法特征进行研究。发现"V+P+NP"结构中的P典型性有强有弱,语言距离向动词靠近,同时P也使得动词的有界性增强。"P+NP+V"结构与述宾结构语义等同,但由于介词的作用,二者对信息有程度不同的凸显,并且有些述宾结构具有熟语性,而它们是不可类推的。     

揣测类语气副词“X 必”的词汇化与主观化

表示揣测的"X必"类语气副词"想必、势必、未必"均由跨层结构演变而来,分别表示必然、未必然的语气,成词时间为战国、东汉和宋代。三个词的词汇化过程均伴随有语法化,但具体过程不同:主观化程度的加强、韵步规律的制约,促成了"想必"的词汇化;第三人称代词"其"语法功能的改变则是"势必"词汇化的决定性条件;"未"特殊的语法意义及与"必"的高频共现促成了"未必"的词汇化。从主观性程度来看,从强到弱依次是:"未必"、"想必"、"势必"。     

《聊斋俚曲》“V+(一)个+VP”结构研究

清初山东中西部方言的代表作品《聊斋俚曲》,是明清山东方言研究的重要资料,其"V+(一)个+VP"结构中"个"为量词,"V+(一)个+VP"为述宾结构,VP或为受事宾语,或为表情状、程度及结果的宾语,而只有当V不带时态助词"了","个"前"一"脱落,且VP为表示反复进行的"否定副词+动词","V+个+VP"固化为四字格时,"个"才虚化为助词,VP为表动量的补语。这一结构所表现的特点,代表了其时山东方言的某些重要演变。     

汉语古今同形双音合成词的词汇化问题

汉语古双音合成词与现代双音合成词有演变发展关系，即汉语词汇化过程。词汇性成分构成的短语演变为双音合成词是以具备语音性质、语法性质、词汇性质为条件的。在汉语词汇化过程中，古今同形双音合成词主要在语义和结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     

介宾式双音词“于今”的词汇化及其动因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于今"界定为兼类词,副词兼名词。从历史层面看,两种词性的"于今"均来源于古代汉语的介词短语,是由介词短语词汇化而成,但其词汇化轨迹不同,存在两条不同的演变路径。因此,有必要详细描述名词和副词"于今"演变的差异性,并对其词汇化的动因进行合理的阐释。     

古代汉语中"为动用法"与使动、意动用法的区别

古代汉语的"为动"与使动、意动用法有质的不同.为动句是用"主·谓·宾"结构("S+V+M")表示了"S+为+M+V"式表示的语文关系的内容,二者是同义句式,可以共时变换;在古代汉语中"主·谓·宾"结构具有多义性;使动、意动用法的句子中主、谓、宾之间的语义关系与为动句不同;使动、意动与为动同义变换的句式结构不同.     

VN现象结构指称的认知基础

汉语中述宾粘合式结构（VN）可以是一种表达现象的现象结构，这种现象结构表示一种常规化的活动。N可以是V的不同的语义角色，语义上具有突出的象征性，而V、N能够结合成为现象的代体结构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约定。N通常是词汇中的基本层次范畴成员，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单音节的构成韵律词，更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而进一步词汇化。     

动词"给"的语法化历程

语法化可分为词类的语法化和句法结构的语法化,从这两个层面并结合汉语史对动词"给"的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进行了考察与探讨."给"有动词、介词和助词三种词类,词汇意义不断减弱."使事物位移"(给1)演变为"允许某人做某事"(给2),在语法化历程中逐渐失去动作性,演变为"物体传递的方向、目标(介词给3、给4)",演变为"处置性、施事性标记(介词给5、给6)",演变为"强化及物性标记(助词给7)"."给"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越来越非中心化,动词"给"处于句子中心位置;介词"给"后带名词宾语后处于中心动词之前,或介词"给"位于中心动词之后;助词"给"位于中心动词之前.     

"都+V+的+N"结构的限制探析

汉语的"都+V+的+N"结构是一个负载了语义、语用和语法特征的结构体.这一结构属于有标记结构,不能进入从句平面.该结构特定语义、语用和语法特征,对其中的动作事件"V+N"产生了规定和限制,该动作事件如果是非完结性事件或特定性的相对小事件,则更容易构成合法的结构.     

现代汉语中“V+起来”结构的构式意义分析

构式是一种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构式语法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词汇义和构式义相互作用生成的,句子意义不是单纯的组成句子的词汇意义的相加,句法结构本身也具有某种独立的意义,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文章主要就"V+起来"结构分析其构式意义。     

“V+P”复合词的内部构造及特点

"敢于、处在、临到、指向、通往"等"V+P"复合词属于非句法构词。文章通过分析"V+P"复合词可能有的三种构造关系——附加式、偏正关系和述补关系的合理之处和不合理之处,得出由于"V+P"复合词的形成属于跨句法层的截取,V和P之间不构成句法关系,"偏正式"(前正后偏)表明构成要素之间的地位是一正一偏的构造形式,不反映句法关系,比较适合称说"V+P"复合词的内部构造。     

汉语“V+P+N”结构研究评析

本文根据汉语语法分析必须与汉语的声音和意义相适应的原则 ,先将“V +P +N”的层次切分为“V +P /N” ;然后再根据P在这种格式中的作用提出了P是“指向助词”的主张 ;从而进一步分析认定“V +P”是一种特殊的临时“挂靠形式” ,在语法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动词 ,句中充当述语 :最后阐明了N是补语的理由     

粘合与结构的词汇化

粘合和组合是两种普遍的语言结构方式,粘合可以是两个直接成分的粘合也可以是两个间接成分的粘合。结构的词汇化必有粘合的前提,结构词汇化的结果是句法词。句法词的两个源结构是粘合式结构和跨短语粘合结构,粘合式结构词汇化结果的前提是由义位组合整合为相应意义领域的一个义位,跨短语粘合结构词汇化的结果往往伴随着结构形式性质的改变：通常是原动词短语性质向非动词词性演化。     

“V1+着+V2”格式的性质和类型探究

"V1+着+V2"格式是一个复杂结构,可分析成四种类型:偏正结构、连动结构、动宾结构和递系结构。其中偏正结构最多,动宾结构次之,连动结构再次,递系结构最少。结构划分分歧极大,方式序列能否构成连动结构是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时序原则是连动结构的结构原则,即满足时序原则的方式序列可以作为连动结构处理。但语言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语言焦点也会对语义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四个结构之间存在很多交叉部分,必须结合语境详细说明。     

原型供用句句法可逆的语义制约

原型供用句"受事+V+与事"的可逆形式为益得句"与事+V+受事".其句法可逆的实现,要求句中动词V必须具有"给予"义,而"V给"形式更佳;此外,益得句"与事+V+受事"的合法程度还跟与事成分生命度的高低反相关.     

"NP+V1+V2+他"格式中"他"的句内

"NP+V1+V2+他"格式中"他"的句内回指情况证明,对于汉语第三人称代词而言,管辖范围不能规定为必须包含有形的"可及主语","他"的回指并不需要隔一个有形的非约束NP才能找到先行语.划定管辖范围不能解决回指问题.本文研究进一步表明了形式语法的次范畴化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动词的指向对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句内回指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讨厌”的词汇化及语义演变

＂讨厌＂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论述了＂讨厌＂的成词过程、语义演变。明清时期,它由短语融合成复合词,演变途径为：动宾短语/兼语短语〉复合词。＂讨厌＂最初表达＂令人厌恶＂,清末发展出＂厌恶＂义、民国时期发展出＂嗔怪＂义。认知凸显和高频使用是其词汇化和语义演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