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古“待甄别文献”的特殊史料价值——以《尚书》《春秋》等文献为例

上古时期的特殊物质条件、文献流传环境及特有文化传统和心理，决定了以《尚书》为代表的“待甄别文献”的源流相当复杂。对“伪书”概念最好重新定义。从“史料”这一角度入手，有助于解决“待甄别文献”的价值问题。对它们应该区别对待，不应简单化处理或以偏概全。今本“古文《尚书》”可视为古人学习《尚书》讲章的汇编或相关材料的辑佚。如从此角度出发，则今本古文《尚书》的主要思想和基本事实亦可作为论证依据。这种文献利用方式尤其适用于针对这些文献的思想整体而非某个细节。     

不妨从目的出发——屈原诗歌民族属性的再考察

在屈骚和整个楚文学的研究中,比较麻烦的问题之一,便是对其民族属性的判定。即是说.它究竟是民族的文学呢?还是区域性文学?或者仅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学?以往,这种考察,学者们走的是同一条思维路线。即根据已掌握的考古、民俗、语言等客观材料,按照现在民族划分的理论,判断楚人是否为独立的民族,然后确定文学的民族属性。若是独立的,则为民族的文学;若不是独立的,与中原诸国同族,则为区域性文学,甚或是地方     

从出土文献再论荀子“天”论哲学性质

近代以来,在用西方话语系统建构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荀子"天"论成为过度诠释的一典型个案。随着近几年考古材料的问世,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天"论与孔子、孟子"天"论一样,同样蕴涵着"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等诸种义项,先秦儒家哲学中的"天"并不存在一个由"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     

《山海经》“形天”新解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形天＂一词历来解释纷纭,目前学界多从袁珂之说,将＂天＂解释为＂人首＂义。本文从古文字学角度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形天＂应为＂刑元＂之误,训＂天＂为＂首＂于文献无证,亦是错误的。＂元＂字的古文字形体突出＂人首＂形,传世文献中＂元＂字用作＂人首＂义的例证又颇多,＂天＂、＂元＂二字隶楷阶段的字形非常相似,所以《山海经》中＂形天＂应是＂刑元＂之误,＂天＂与＂元＂应是形近讹误。     

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而事实上,朱熹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并把格致论当作其理学的出发点.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也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伦理学.它发挥了早期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把伦理学与知识论统一起来,因而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

<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为现代生态叙事的滥觞,华夏先民具有丰富的自然知识和开阔的生态心胸,他们把山川大地看成资源的载体,懂得万物相互依存和众生各有其形,并且萌发了资源有限的宝贵思想.在生态文明时代来临之际重温"原生态叙事",有助于我们钩沉业已失落的生态记忆.     

《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

一《山海经》是一部多学科性质的书,虽然只有三万一千多字,但却包罗宏富,除了保存有大量的神话资料以外,还涉及到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宗教、民俗、动物、植物、矿物、医药、民族学、人类学、地质学、海洋学……被称为是古代人们的生活日用百科全书。正是由于它在正统人士的眼光中看来驳杂不纯,又被浓厚的神怪色彩笼罩着,因此曾经给过去的目录学者造成分类上的困难。《汉     

从文献与考古学角度论《左传》的“大屈”

《左传》之中提到了“大屈”一词，可是这个词语究竟有何含义？历代却无定论。在以经学家称著的东汉，大儒们对这个词语也同时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解释而不能判定。两个解释，其一以为“大屈”为“弓名”，另一说则以为“宝金”。后世学者，多根据《鲁连子》的异文而多以“弓名”之说为确。可是从考古学角度看来，实在还有商榷的余地。《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子事公七一台，使长钱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孩后疆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日：一何贺？”对说：“‘齐与晋、越欲此久也。寡君无适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御三邻，慎守宝…     

“神意型”社会——黎族上古社会形态再探

母系氏族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具有"神意"性、生态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上古的黎族社会属于这样一个时代。"神意"型社会的存在基础是母系制和母系文化;"神意"的发生背景是万物有灵论。"神意"是独立于任何人的神圣符号系统,不可亵渎,不可违背;巫术的存在服从于这个法则。     

论墨子“仁义观”——从《墨子》中“义”字的原始形体来考察

首先结合墨子兼爱非攻思想,断定"义"字原始形体当为"羛"。这体现了墨子摒弃自我,摒弃武力的兼爱思想;进而结合《墨子》文本,具体分析墨家以何为"不义",以何为"义",以何为"仁"。在综合各家观点基础上,得出结论:墨家之"仁"就是兼爱,墨家之"义"就是天下公利,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仁"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仁"的目的和归宿。     

关于 《山海经》 与上古社会研究———历史需要什么样的澄清？

关于《山海经》与上古社会研究——历史需要什么样的澄清？宫玉海非常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和园地，使我们看到了一篇难得的驳文：《〈山海经〉与原始社会研究》（作者张箭，以下简称《箭文》，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这标志着...     

论殷周的文祭——兼再释“文献”

从对殷商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 ,在殷商的祭礼中有用文章典册祭祀祖先神灵的内容。从《周礼》、《礼记》等古代文籍中看 ,周代亦仍有以文章典籍祭祀祖先神灵的情况。因而 ,文祭应是殷周祭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周礼》、《礼记》中有“羹献”、“玉献”、“饩献”、“禽献”、“币献”等祭品名称 ,“文献”一词的构词法与它们相同 ,因而“文献”亦应为祭品之一种 ,即用以祭祀祖先神灵的文章典籍名。自郑玄以来对古“文献”一词的解释当是错误的。     

论《离婚》——兼谈传统与“拿来”

<正> 漫步在鲁迅小说的人物画廊里,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异彩纷呈,璀璨生光的世界。那么多“熟悉的陌生人”争着向你招手:从狂人到魏连殳,从闰土到阿Q,从单四嫂子到子君,从赵太爷到高老夫子,这些形象都是真实的、新颖的、独创的、激动人心的。当我们走到画廊的尽头,便很自然地遇到一位“瞪着眼”,有“两只钩刀样的脚”的农村妇女,她就是《离婚》里的爱姑。爱姑有自己的特色,她不象单四嫂子那样善良、懦弱而带点     

《山海经》与“小说”亲缘关系之建构

《山海经》在中国知识体系的构架中几经迁移,由数术略形法家移植到史部地理类,转而又与“小说”这个类目建构了亲缘关系。《山海经》与“小说”完成对接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于,它叙述“遗事”的体例特征,怪、异的美学风格,以及诞、幻、虚的成书性质。《山海经》还与《穆天子传》《搜神记》等聚合成为知识统一体,这成为《山海经》与“小说”形成亲缘关系的外缘推助力。《山海经》演化成为中国“小说”的源头,这实是承续、顺应了它在中国本土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归类逻辑,以及运动轨迹。     

《山海经》文化精神的再认识——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论述阿拉伯与俄罗斯文化时指出,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入侵及影响,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斯宾格勒将这种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形的民族文化称为"伪形文化"。刘再复先生借用斯宾格勒"伪形文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作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之区分。他以其认定的《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为标准,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原形文化,将背离这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伪形文化。根据这一原则,刘先生将中华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区分为:《西游记》、《红楼梦》是原形文化,《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伪形文化。本文对《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新的梳理,提出了与刘先生不一样的认识,即《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优劣并存的,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四大名著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与刘再复先生不一样的看法:《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中华文化的"伪形",而《西游记》、《红楼梦》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的"原形文化"。     

传统与现代性——再论“清华学派”的文化观

本文论述了清华学派文化观的独特贡献:(1)在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上,走出了中西体用模式的思维误区,反对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峙,提出了将二者加以整合的“文化析取论”;(2)在解决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上,提出了共相就是现代性、殊相就是民族性,共相与殊相不应割裂对立,而应融为一炉;(3)在对传统文化应取的方法论上,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全盘肯定和西化派的全盘否定这两种“年轻人的态度”,主张“中道”、“对理的”方法论,重视创造的综合,对旧文化加以‘拔夺”,采取既否定又继承的“成年人的态度”。     

先秦“家语”文献源流及其文体嬗变——兼论上古文人集团现象

先秦语类文献在编撰方式上可分为"国语"与"家语"两种形态,"家语"文献又有大夫"家语"和诸子"家语"之分。大夫"家语"存在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形成两种文本形态:一是编集某一个体与家族内其他成员之间的言论;二是编集家族内不同时期成员的言论。这种家族化过程不但彰显家族延续性这一"不朽"观念,同时又达到个体借助立德、立功、立言方式以期达到"不朽"之目的。诸子"家语"的生成方式大体有三种:弟子编纂老师的言论、师徒文献的合编及经传体式,这些方式反映诸子"家语"的学派化特征,其目的是担负起维系学团稳定与学派建设的重任。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家语"文献的家族化、学派化现象开启了后世文人集团与文学活动这一常见文学现象之序幕。     

从《中图法》探讨图书分类理论——以“从个别到一般”取代“从一般到个别”

图书分类法有显明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否定地主阶级的图书分类法,建立资产阶级的图书分类法。社会主义社会,理应否定资产阶级的图书分类法,树立无产阶级图书分类法。这是我们图书馆工作者的任务。 现在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是许多同志化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编成的,有历史贡献;但是我以为没有完成资产阶级图书分类法转化为无产阶级图书分类法的历史任务,没有达到编者规定的“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统一”的目标。 我们希望经过学术讨论,弄清无产阶级图书分类的理论,进而编成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无产阶级的中国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     

中国“文化”之“特质”及对待不同“文化”之态度——从《周易》谈起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起源于《周易》。《周易》认为文化的内涵,来自于天文、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生,是其天文的主旨和基调。而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来自天文,而人文的主旨则是仁。天文是人文的形而上根据,人文是天文的价值表现。凡是文化都有其共同特征,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亦有自己特殊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周易》提出了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观点,理一分殊是宋明大多理学家对其所持的观点和态度,而冯友兰则用别共殊的形上之内核,表达了同样的文化观。     

“人性精神”在《山海经》神话中的折光

《山海经》中塑造的诸神形象特征、神话的内容及特点,展示了人性因受到外界蒙蔽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社会而开始逐渐复苏,人性中的理性精神越来越浓厚,虚妄的成分减少,更多的是真实。神话作为远古先民童年时期的记忆,是我们窥探先民生活和远古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文学创作素材的资料库,其中蕴含的文学思想是后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