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运用及流变——以关陇集团理论的影响为线索

陈寅恪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关陇集团理论是中古史地域集团学说的滥觞。关陇集团理论之后,形形色色的地域集团遍布中古政治史研究的主要版图。地域集团学说是中古史学人研究政治史的重要利器,也是近现代学人极为重要的学术遗产。学人总结的中古地域集团,大致可分为州郡型集团和山川流域型集团。山川流域型集团似可作为中古政治史继续研究的重要选择。地域集团学说的合理使用及升级换代,必须以深刻理解关陇集团的内涵和外延、掌握其要素和使用方法为前提,剖析集团中的人物关系、角色认同和身份变化,辨析史料异同及影响因素,无疑是中古新政治史重建和再出发的起点。     

“关陇理学”传承流变研究

关陇理学和关陇文化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严格地讲,关学应当称之为关陇理学.因为脱开陇人学术,关学在理论、师承和实践方面,均显得支离、无序和单薄.明代陇人段坚、周蕙取洛学入陇,糅合关学之精华,成为一代名师,并将其理学思想传于关中薛敬之,薛敬之再传于吕枏,吕枏与王阳明、湛若水齐名,陇人胡缵宗与此三人亦师亦友,推动了关陇理学的发展.唐枢师承湛若水,许孚远师承唐枢,冯从吾师承许孚远.冯从吾创立关中书院,与陇中崇羲书院同“祖伏羲之圣,宗横渠之贤”,为关陇理学培养了大量人才.清代李二曲“年十七,得《冯少墟先生集》,恍然悟圣学渊源”,与冯从吾渊源颇深.李二曲离世后,关学逐渐走向式微,但是,陇人巩建丰、李南晖、牛树梅、安维峻继续扛着关陇理学的旗帜,阐述易理,洗心退藏,倡导仁学,实学实践,成果丰硕,延续了关陇理学近百年发展的余脉.     

陈寅恪“预流”说辨析

陈寅恪的预流说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陈氏以西方汉学为标尺,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预流说固然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敦煌学虽蔚为一时之显学,但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并不足以代表时代学术新潮。1930年代以后,陈寅恪本人已对预流说有所匡正和超越,今人也不宜过分拘泥其说。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50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新关陇民俗文化研究导论

关陇作为中古地域政治文化集团概念是由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甘肃学者王知三等人借关陇概念描画关山龙山地区民俗文化特点亦有新见。陕西高校哲学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立足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大局,遵循高校服务社会地方的办学与科研宗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关中西部—陇东这一地理范围,从而形成新关陇地域文化研究区域。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方言接近,同属中原官话秦陇片;生活文化习惯十分相似,在饮食、居住、民间节庆及其文艺传承方面,甚至比关中东西部的差异更小。周秦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此地源远流长!     

“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浅论“本土”视野下的北朝关陇文学区

北朝关陇文学区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风貌的文学创作区。创作主体为关陇地区的本土豪族。其身份上在前秦时主要是少数民族作家,而到了周隋时代则演绎为军事集团。关陇文学区在文学风格上呈现出了雄健的特点,而该特点的形成主要由北朝关陇地区独特的文化语境和时地背景决定。     

“读书种子”陈寅恪

1902年,还没成年的陈寅恪（1890-1969）就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留学生涯：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病回国;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4年回国;1918年7月．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二赴德国,仍入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蒙古语。     

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陈寅恪的儒学观大致包括3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其三，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陈寅恪不但颂扬，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试论陈寅恪的义理阐释方法

融合中西、化合古今、铸旧创新,是民国学术的一大特色。学术大师陈寅恪结合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与近现代西方兴起的诠释学而形成的义理阐释方法,就是这一特色的典型表现,它也是陈寅恪治学的重要方法。陈的这一方法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同情理解、视域融合、比较分析和心理研究,等等,其特点是强调阐释解读文本要去除“成见”、跨越时空、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此外,以考据为基础的阐释和考据、义理相资为用,则既是其内容,又是其特色所在。     

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方面并元特别系统的论述,偶尔强调影响研究的学理性,并与文化研究相联。但寥寥数语,却极为睿智与深入。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陈先生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与历史、语言学等互相发明。探幽烛微、多所新见。     

试析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观的主要原则

陈寅恪并未刻意构建自己的史学研究体系,但他从事史学研究有自己的原则:探寻历史的文化内涵是他的史学追求目标(文化视角);用趋于保守的标准衡量历史是他的史学态度(保守态度);从具体的个体及集团入手研究抽象的历史问题是他的史学方法(个体取向)。     

略谈陈寅恪先生的关怀

今人追忆一代大师陈寅恪多从其文章与人格入手,而甚忽略先生对于后辈学子的关怀,本文主要论述了寅恪先生为学生荐事、荐文所作的努力。     

两难困境中的第三种选择--论陈寅恪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从陈寅恪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入手,分析其既不守旧泥古、抱残守缺,也不全面照抄西方、失去自我本色的第三种文化视角。从陈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家世渊源,陈寅恪自身开放自由的学术心态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探求第三种选择产生的原因。     

陈寅恪史学研究述论

陈寅恪作为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成就卓著,为中国历史学开辟了多方面的研究视野和方向,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观点。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术研究自由精神和"以诗证史"的史学研究方法更是为后世学者所敬仰和继承。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析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因素及价值

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是"史学救国"学术理想的基础;"对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促使文化守成思想的形成;"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自然确立了他史料考证与关注现实并重的史学方法。另外,从总体上看,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当然也有其历史贡献及缺憾。     

关于“四声”与佛经转读关系的研究综述

由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四声"受到佛经转读影响的观点,在学界影响深远.百年来吸引众多学者围绕此对四声与印度古声明论、梵文悉昙、江南民歌、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四象"理论的关系,以及"四声"的创立时间及其发明者等问题展开探讨.这些研究不仅全面整理了"四声"形成背景的相关史料,丰富了"四声"形成与中印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理性认识,而且厘清了概念上的模糊和因此带来的认识误区,推动着关于"四声"问题的学术研究在前沿领域跨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