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土地财产

在我国乡村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虽然自20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基本内容是适应现代化取向,但实质上,中国乡村的基本特性没有实质性改变,仍旧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数量不多的土地的生产方式没有变.土地依然是农民的衣食之本、生命之源.在"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不断受到侵害.     

建党百余年来农民土地问题的辩证分析

建党百余年来,农民土地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既包括有效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正向实践”阶段,同时也有忽视了农民土地问题的“负向实践”阶段。“正向实践”阶段的成功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大浪淘沙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在乡村振兴的主旨引领下结合国情和乡情,不断升华农民土地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负向实践”阶段的教训在于脱离了国情乡情、违背了生产力发展规律,使得农民群众利益遭受损失。知往鉴今,新时代需秉持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之要义,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Land Politics: Two Points of View and Two Perspectives——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on Rural Land and Politics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无关论”认为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论”认为小块土地作为传统村庄治理的基础,与乡村政治间存在着因果或相关关系.在“相关论”的前提下,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析视角,但已有的研究对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直接的因果论证.基于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可以发现,农村小块土地不仅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塑造了农民的“五种性格”,同时通过利益、偏好和权威三个机制实现了乡村的政治效应.     

农村土地基本生活保障向社会保险过渡存在的困难--兼论农民对土地决策基础从生存伦理向经济理性的转移

从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向社会保险过渡的主要困难, 从大到小依次为: 经济收入比较稳定的工作难找、房子太贵、社会保障没有或不足、一旦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就没有保障、集体对农民放弃土地不给予经济补偿、转为非农户口难、不习惯城镇生活。这些困难的解决, 有利于降低农民对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效用的依赖。从总体上讲, 本文研究的结论也印证了Scott关于“小规模土地时农民的决策基础是生存伦理而不是经济理性”的结论。启示是, 在制定有关农村土地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农民的生存伦理基础。     

乡村振兴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难题破解与实现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全面推进和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高度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做出了统筹规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仅是实现全体农民富裕的有力举措与坚实保障,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实现形式,因而亟需在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之下,解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以集体经济带动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存在诸多问题,农民、集体“能人”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主体能力有限,包产到户经营体制的短板不利于农业生产方式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目标不对接。为此,必须始终坚持党对“三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排。     

韧性乡村：当代流变与国家建构——兼论城镇化中的民生安全

韧性乡村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乡村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基本面,韧性乡村以韧性农业为经济基础,以韧性农村或村庄社区为重要载体,以韧性农民为核心要素。没有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乡村就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交易风险和城镇化发展压力。中国乡村不乏韧性,传统乡村的风俗、人情等地方性资源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系列乡村建设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韧性。然而,城镇化发展在拓展乡村发展空间、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却增加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不确定性。尽管乡村的“公共性”和“包容性”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乡村韧性,使其“弱而不衰,脆而不碎”,但它们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明显式微。为了破解乡村发展体制僵化,阻断乡村资源被超额提取,也为了消弭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相继推行“放权—少取—多予—赋能”等政策举措建构韧性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将建设韧性乡村作为时代主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主体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资源价值和财产价值凸显,对其盘活利用社会共识逐渐达成。向社会主体适度开放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现象在我国地方实践中逐渐增多,引起了学术界关注。经过前期政策探索,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现已进入试点政策完善及总结阶段。“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试点探索实践表明,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必须突破乡村内部主体范围,引入社会主体,因此主体制度创新必不可少。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创新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主体制度,需坚守公平价值优先的基本逻辑,恪守农民作为宅基地使用权基本主体的地位,树立底线思维。同时,遵循兼顾效率的基本逻辑,审慎推进宅基地利用主体范围的放活,促进宅基地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形成主体对资源的和谐利用关系,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社会“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及其解释——基于华北乡村案例的观察

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出现了新变化。在进城务工方面，乡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自主性增强，乡村社会发展出结构化的兼业化“老人农业”。“半工半耕”结构中的“半工”与“半耕”,不仅相对独立，也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这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影响。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机械化，持续优化了家庭劳动力在城乡经济形态中的配置，推动了“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为了家庭发展而长期存在的伦理动力支撑着农民在城乡往返中释放出坚韧的能动性。在宏观经济形势的推动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保护作用下，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小农户经营实现了有机融合，为乡村社会在可持续发展后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赋利赋权赋能：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动力再造

推进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行动要着力破解“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梁漱溟之问”,充分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走一条基于城乡融合的乡村内生型发展道路。当前,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需要克服资源、治理、文化三重障碍,即资源匮乏带来的利益吸纳能力弱、治理效能低下导致的外部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农村价值失落与文化主体性迷失。要克服这些障碍,需要着力推进农民视角的乡村建设,从为农民赋利、向农村赋权、给农民赋能三个方面开展系统而扎实的工作,以大力提升农村的“造血”功能,实现从“无感发展”到“有感发展”、从“维持型农业”到“发展型农业”、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根本转变。     

论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

浅草—沉钟社作家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破败乡村的人生面影。他们抓住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既站在农民之中，在“物质”存在层面上以“爱”的方式表现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悲哀；又站在农民之上，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以“憎”的方式剖示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局限和精神痛苦，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集中揭露了封建等级意识对农民的戕害，从而表达了从物质上关心农民、从思想上解放农民的真诚愿望。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与同时代的乡土文学表现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对破败乡村人生面影的描绘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画廊。     

农民战争与土地问题

探讨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时,论者常“以土地兼并”作为回答,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土地兼并与每一次农民战争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因果关系,却是一个需要我们从多种角度去加以探索的问题。一土地问题是否农民战争的核心?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问题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在唐以前的历次农民战争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过土地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宋以后虽然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但明确提出土地问题却是明以后的事了。为什么     

基于功能变迁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农村宅基地制度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虽有所调整但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仍具有比较强的身份性、自用性、保障性、福利性、非财产性、非市场化特征。存在这种长期基本不变态势的根本原因在于“宅基地是农民的福利和基本居住保障、涉及全国几亿农民安身立命和农村社会稳定”这一认识根深蒂固,没有随宅基地功能的实际变迁而转变。随着农村宅基地由基本居住保障性向资产性转变,其功能重心亦发生转移,保障功能逐步削弱,财产功能逐步增强,原有的法律产权限制和无偿无期限使用、市场交易限制等传统宅基地制度愈来愈不适应现实发展需要,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必须在坚持宅基地集体所有、农民利益不受损前提下拓展宅基地使用权权能,逐步推进宅基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宅基地使用权市场流转制度、有偿使用制度和退出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要求,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价值。     

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若干思考——基于对晋中市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

农村土地流转是土地产权制度的深度改革和创新,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土地流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土地流转率偏低,小规模经营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因此,要正视和直面土地流转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采取多种有力措施,加快土地流转,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基于茂名市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现实探索

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这一创新型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新变化、新希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是提高土地的收益率的有效途径,被各级领导所重视,也被广大农民群众逐步认识。本文根据广东省茂名市的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情况,结合国家政策和全国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推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基本建议。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化”模式

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弊端及农村土地自发变革经验教训的分析,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以土地家庭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占有的现状”四不变基础上,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农户住宅产权化、农村社会保障前置化”的“三化”模式,是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重要尝试。     

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要“深化农村改革 ,完善农村经济体制”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这说明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现存农村土地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土地作为资本的功能的有效发挥 ,极大地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阻塞了农民通过有效利用土地来增加收入的渠道 ,应当成为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涉农”制度改革的重要对象。一、现存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精神是 :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 ,农户拥有一定期限内的承包经营权 ;土地经营权可以在承包期间依…     

从农民到农业生产者:身份到职业的转向——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与中国农民研究的新视界

农民的终结,并非我们在城市化思维下理解的“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农民并非被终结的对象,而是在新的经济体系中具有创造力的生产者.改变城市本位的农民研究,通过发展农村生产性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设计享有国民待遇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农民终结本真的涵义.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