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灾难诗的价值及其文学人类学意义

灾难诗具有社会价值、文学价值、历史价值。灾难诗的文学人类学意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得到体现和证实：第一、文学是“人学”;第二、诗歌在民间。     

灾难时刻，文学人类学在场——评《灾难与人文关怀》

《灾难与人文关怀》一书以文学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为依托,展现了对汶川地震的人类学考察和民族志书写,在关于汶川地震的出版物中,具有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价值。     

文学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学涵义辨析

文学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学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文学的人类学主词是人类学,是一种借助于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来实现思想表述的人类学文本.而人类学的文学的主词却是文学,即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手段来写作文学文本,或从人类学的角度解读文学文本.它们之间是有着明显分别的,但如果不加仔细辨析,也很不容易区别.     

人类学与灾难研究的范式

近年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灾难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将灾难中交汇的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三个因素纳入思考的范畴,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与行为和应用与实践几种范式。这些范式之间相互关联,吸取了其他学科的灾难研究经验,以人类学整体观的视野和微观的民族志田野方法对灾难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人类学对危险与灾难的研究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将灾难界定为一个涉及自然或技术环境的、有潜在损害力因子与某一社会和技术生产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复合而成的过程和事件。从这一基本的理解中形成了三个广泛的命题:(1)行为与机构应对范式;(2)社会变迁范式;(3)政治-经济/环境范式。文章聚焦于灾难的脆弱性的历史结构范畴,尤其是就发展中国家的情景,讨论了应用人类学对灾难管理的贡献以及灾难风险的观念与评估研究,还探讨了危害与灾难研究对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潜在意义,侧重点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社会变迁的问题。     

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

［摘要］本文从文学与人类学相互关联的角度论述了文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背景和特点。论文通过对两个关联领域的并置分析,分别从“文学问题”和“人类学问题”等层面展开,强调了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及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并由此论述了该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大致发展历程。     

灾难的人类学辨析

近年来,人类学开始关注灾难,为灾区和灾民增加了一份社会与人文关怀.布莱基等把灾难的社会与自然原因分别置于"原因序列"(spectrum of causation)的两端:有些灾难由社会原因造成,有些灾难由自然原因造成,有些则由社会和自然原因共同造成.目前的灾难人类学有四种研究取向:考古和历史的取向、政治-生态的取向、应用取向、社会-文化及行为的取向.灾难研究还可取"体化"、皮尔斯的"对象"三分理论、社会记忆、"大传统"和"小传统"及"空无"的研究视角.     

文学与人类学的双向视野和认同

从文学和人类学各自的特点及二者的区别入手,观察文学对人类学的影响和人类学对文学的渗透即二者的双向的视野和认同,促进我们对文学人类学进一步地认识和了解。     

文学人类学：一种新型的人文学

作为一个人文学新的分支学科,文学人类学表象上似乎仅仅是文学与人类学相互走近、聚合,实际上却包含着历史语境、认知逻辑、学理依据、学科整合和方法采用等综合价值。她既是两个学科在反思原则背景下的协同产物,又具有强烈的实验色彩。     

灾难救助与应灾能动性的人类学思考

结合近年来国内外人类学对灾难救助研究的民族志案例与理论反思,本文主要讨论灾难救助对受灾群体在生态、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变迁所产生的复杂的影响,并重点分析灾难救助讨论中的三个核心层面:灾难救助作为人道主义礼物的政治性、受灾人群"受害性"的塑造以及受灾人群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所展现出的能动性。通过对嵌入在灾难救助和恢复重建项目中的历史、话语、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考察,本文指出,对灾难、灾难的损失以及受灾者的认知和操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灾后救助的效力,也深刻地影响着受灾人群身份认同和社会生活的改变。     

浅谈李清照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创作道路

李清照与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不同国家的两个伟大的女诗人,她们的生活经历迥异,创作道路相似。她们的经历是时代和心灵历程的记录,是精神宝库的财富。     

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文学人类学派

以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是最早引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外国学术流派。20世纪10-40年代的40年间,被一些知名的文学家理论家和民间文艺学家所传入,并用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神话、传说、故事等叙事体裁的研究领域里,曾经占有压倒性的地位,产生过重大影响。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把外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进化论世界观、若干重要理念以今证古、比较研究与类型研究的方法引进后,加以本土化,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神话学和故事学的初创,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具体问题的阐释上,有过重要的贡献。     

空间认识论视阈下的文艺人类学

文艺人类学是文艺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的新型边缘学科。在空间认识论观照下,其研究范式实现了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换,科学的文艺人类学走向了诗学的文艺人类学。文艺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出场,为完整地理解诗学的文艺人类学提供了“人类学的文艺”和“文艺的人类学”这双重视角。     

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文学人类学小组讨论侧记

2008年10月12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在两个方面体现了人类学对比较文学视野的开拓：一、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多样性及地方性问题；二、文学人类学的追问：文学的概念和功能究竞是什么？     

元诗文献新证

一度曾比较普遍地认为,元代已至近世,诗人与诗的问题,主要是资料收集得是否充分,所依据的版本是否完整。通过《全元诗》的编集,我们的体会是:元诗文献研究,并不只是体现在收集、汇录、整理,也就是说,其研究成果并不只反映出一个数量问题,其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单纯的保存文献。对文献的辨析考证,是其立足点。正因为缺失了这个环节,使得以往的元诗研究的进展步幅不大。新的元诗研究从文献的辨析考证起步,才拉开了与前人研究的距离。     

亲近或背离:从词与民间之关系看文学之兴衰

古典诗词的兴衰尽管有其复杂的原因 ,但其中起着决定性的则是其与民间所保持的距离。关于这一点 ,学者向无论及。通过对词流变的具体考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词之所兴 ,源自于对民间的亲近 ;词之极盛 ,取决于对民间保持的一种不即不离的距离 ;词之所衰 ,则由其对民间的渐趋背离所致。一句话 ,对民间的亲近或背离 ,正是决定词之兴衰的关键 ,而这也正是文学兴衰的根本     

两晋赠答诗体制析论——以四言体与五言体为中心

作为早期文人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赠答诗同时指向世运与人。通过这种在不同个体间酬赠往还的诗歌体式的考察,往往可以推衍出诗歌体式的群体性变迁。两晋时期的赠答诗中,四言、五言诗的数量大致接近,而四言体略占优势。一般说来,述祖德、美功业、旨在营造庄重雅穆氛围的诗歌用四言体,述志、道情或是包含更广内容的诗作则多用五言体。这两种不同体式的诗歌的写作,既与作者的才性、文学气质有关,又随着诗体与情感的表现力之间的契合或是疏离有所区别,又因场合与应用功能的不同而导致分体。对旧的文学经典的自觉模拟、步步履之以及面对新的文学传统时不自觉的学习,对文学体式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总的说来,两晋时期赠答诗的体制变化,与四言体、五言体内部的消长规律是一致的。     

东晋南朝歌诗艺术考论

以往研究东晋南朝歌诗艺术的学者 ,更多地侧重于对歌诗文本的解读 ,对于歌诗创作、表演和消费的情况则明显重视不够。本文在把歌诗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消费产品的前提下 ,对东晋南朝时期 ,王室、贵族到文士们的歌舞声色消费活动及艺人们的歌舞表演活动 ,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认为正是这些精神消费需求 ,为当时民间的歌诗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并促使文人和歌舞音乐艺人在充分吸收民间歌诗鲜活生命力的基础上 ,又有了全新的创造 ,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娱乐市场 ,使歌诗艺术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并对唐以后歌诗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