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连贯性——郭店与上博儒家文献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郭店和上博的出土竹简为重新审视中国思想文化史提供了崭新的文献依据,但迄今为止,利用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研究尚多局限于先秦。以往学界流行的看法多认为宋明理学诸多观念是佛教影响的产物,对于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一脉相承多有忽略,甚至认为宋明理学偏离了先秦儒学的精神。对此,文章运用郭店和上博的有关儒家文献,将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学关联起来考察,具体论证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在"性"、"情"和"无"这三个重要哲学观念上的连续与一贯,揭示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内在连贯性,既扩展了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应用范围,也对以往过于重视宋明理学中的佛教因素而忽视其中先秦儒学固有内容的倾向有所补充和修正。     

天理与儒家人类本质论

传统儒家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是人性尤其是仁义之性.传统儒家的人性论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人性概念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发展为天理概念,人性论转变为天理说,理学家用超越的天理来定义人的本质.理是普遍而永恒的实体,是超越的存在,这个超越实体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自然好恶行为.自然的好恶行为是产生于人心或人性的自然活动,这种自然行为在超越天理的主导下转变为超越性行为,并因此而成为人类的本质性行为,人从自然物转变为依据超越天理的人.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明

从第一期新儒学 ,即宋明理学 ,到当代新儒学 ,人们都试图整合义利关系。先秦儒家认为义利对立 ,西方的功利主义文化与东方儒学的性理名教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 ,“亚洲价值论”在新加坡的彰显 ,以及日本的“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的业绩 ,使新儒家又生以东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想法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路径探析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它体现一个时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古代士人的人格建构中,儒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秩序、安宁以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和道德自觉之上,而道德实践则取决于个人的自我完善。先秦儒家强调在自我体悟、反求诸己的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成就理想人格。文章通过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建立依据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可以看出,先秦儒家通过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为社会制定了许多道德和政治规范,强化了人的道德良心,启发人的理性,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人的内在心理要求,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试论先秦儒学本体论问题

本文结合先秦典籍,从中西文化对话的角度对先秦儒家本体论进行了分析,并且通过先秦儒学本体论与宋明理学的关联、比较,进一步对先秦儒家本体论加以探讨。     

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

忧患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中。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成熟于孔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强调人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其思维基础是古代的辩证法。针对不同的问题,先秦儒家具有应对忧患的不同方法和思想体系,但都有伦理性、道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在当代社会,应该积极吸收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的积极因素,同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先秦儒家学者德育思想述评

先秦儒家学者德育思想述评黄钊我们中华民族，是素有道德教养的民族。早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许多先贤圣哲就以建设文明道德的社会生活为已任，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德育思想理论，对我国古代道德建设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厚的德育思想遗产。在这...     

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困境与现代启示

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发展有一个从先秦源初强调对等关系到汉代及其之后强调非对等关系的转变.先秦至汉代之后家庭伦理的发展变化,启示着当代家庭伦理建构既要注意政治权力的背反,恢复完善家庭作为基本自治单元的本性,又要注意与现代本源情感和现实生活方式相结合.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

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是以仁政、德治为价值指向的。因此,提倡“仁”,强调“礼”,追求德治和等级秩序和谐的先秦儒家,势必要寻找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根基。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再谈先秦儒家专制问题——答杜晓宇、甘泉先生

儒家内在的专制,根源于先秦时期,杜晓宇先生和甘泉先生对我的先秦儒家学说的内在专制性的质疑,是存在理论缺陷的。先秦儒家的专制是与生俱来的,这一专制具备实践主体的垄断性、实践目标的逆反性、文化观念的排他性、历史视野的倒退性四个基本特征,儒家学说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局限性,儒学不能引领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     

儒家民本法律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既有延续,又存在制度中的缺失。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一、"民"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和基础;二、教育是使"民"转化为"仁"的必由之路,其中"仁"又是一个社会达到和谐、自制的保证;三、儒家民本思想贯穿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得以缓解。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实践。     

试论儒家德育过程论思想

德育过程论是德育理论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对于发展德育过程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主要梳理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有关品德的形成发展阶段、品德形成的环境、教育影响因素、品德形成的个人修养及方法等内容,简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中有关德育过程论的思想。     

先秦儒学的基本特质

先秦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学并非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的超越性,儒学的超越性不同于西方的外在超越,而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内在超越。这种超越不寄托于人格神上帝,对人自己创造的神没有敬畏感,但是对自然之天的共生共感、交互关系的宇宙即能体现人道的天是有敬畏之心的。儒学是一种人文宗教。儒家的王道政治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同姓不婚制度之上,对家族中的人自然要讲为政以德,儒家的王道政治在理想化的想象中塑造了三代之治。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的结合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根基。人人可以成为天子的民本思想较之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似乎更为平等,这是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本文论述了先秦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以及以民为本和君权至上三个基本特质。     

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

孔庙作为儒学的宣传阵地在金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其发展是由于统治推崇儒学和治的需要，是金朝尊孔崇儒、实行治的重要手段。孔庙的广泛建立推动了儒学的推广。由于儒学的推广，从而完成了女真族的汉化，吸引了汉族的人才，促进了金朝的统一和安定，实现了治。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论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

先秦儒道两家在其著作中以比喻象征的手段展现了各自的精神居处与家园,表现了一种饶有情味也颇值关注的家园意识。先秦儒家以礼义道德为精神家园,先秦道家以“道德”自然为精神家园,他们在思想世界中所构建和设计的精神家园虽然面貌迥异,但却体现出同样的终极追求,同样的对心灵净土的向往。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混乱的时世中构筑供人安顿精神之所的共同梦想,带有此时期所特有的文化气象,其中由现实居处到精神家园的巧妙引申,背后也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之传统的影响。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有着绵绵不绝的历史回响,在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中间不乏与之共鸣或同调者。     

论儒家道德学说的理论形态

儒家道德学说具有一整套形式严谨、内容完备的理论建构,其以仁义道德的绝对价值为理论核心,形成了价值论;以德性与人性的相通为基础,形成了德性论;通过论证“德性所知”与“闻见之知”之间的关系,创造出知识论;通过论证人的本体实现,创造出目的论;为让人实现道德“自觉”,建构了教化论;为强调道德的合理性,建构了义务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形成,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儒家道德学说经历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历次变迁后,仍能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论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从人的成长与塑造、社会的安顿与治理方面凸显了伦理教育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并从德教与文教的角度较好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行忠信”、“明人伦”、“隆礼贵义”等理论,主张从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德性方面进行培育熏陶,通过“因材施教”、“教养结合”、“慎言敏行”、“寓情于理”等方法,以实现《大学》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目的。儒家关于伦理教育的理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伦理教育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