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废除死刑制度的思考

我国政府一直为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积极准备,但死刑制度的去留仍然是国内法与公约相左之焦点,本文就我国死刑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废除死刑所需的物质条件与人文背景加以阐述。     

论无罪推定的本土化

无罪推定 2 0 0多年前就在西方国家开始确立了 ,它所体现的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中国当然也不甘步人后尘 ,特别是在我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 ,刑事诉讼法学界对这一原则的呼唤就更为激烈了。修改后的刑诉法第 12条的规定被认为是对这一原则的规定 ,但很显然两者是不能等同的。本文拟就无罪推定在我国的发展情况略作探讨并提出一些相关看法 ,一为各抒己见 ,二为无罪推定呐喊     

国际人权与死刑--再议我国死刑立法的完善

最高法院已经决定,将以前下放到省级高级法院的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回,由最高法院行使。这真正兑现了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独家行使的明确规定,真正体现了在“人命关天”的死刑核准问题上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本文拟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死刑规范为线索,展示公约对死刑的限制,剖视这种限制的原因,在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力图为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寻求一个参照。     

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兼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比较

沉默权制度起源于西方,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其作了明文规定。我国立法尚未确立沉默权制度,与公约的规定存在很大差距。从人权保护、制止刑讯逼供、平衡刑事诉讼双方控辩力量等方面来看,当前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均有必要性。从现实国情出发,我国应建立有限制的、与鼓励坦白制度相结合的沉默权制度。     

国际人权法与我国的死刑政策的调整

尊重、保护生命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并已成为了国际人权公约一项重要内容。二战后国际组织通过起草与制定国际公约来限制、废除死刑的适用。限制死刑直至废除死刑是国际公约对死刑的基本态度。在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后 ,遵守《公约》的要求将转化为我国的国家义务。我国应及早对现行死刑政策进行调整 ,为《公约》在我国的生效实施做准备     

论我国死刑立法的修改和完善

死刑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刑种,尽管现行刑法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修改,但死刑罪名的设置还不够合理,死刑罪名数量仍然很多,这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因此,我国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合理设置死刑罪名,大范围削减死刑罪名,完善我国的死刑立法,以适应国际发展的趋势。     

ICCPR及其任择议定书的保留、限制和克减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及其《任择议定书》是国际人权领域很重要的条约。本文根据国际法基本理论,对ICCPR及其《任择议定书》的保留、限制和克减这三个重要问题进行阐析。     

表达自由的法律地位

现代许多民主国家的宪法,都将言论自由作为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予以保护。在一些国际和地区人权条约中,也制定了细密的表达自由之人权标准。这些规定既是对一种普世价值的认同,也为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依据中国现行宪法和其他法律与表达自由有关的规定,阐明了表达自由在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人权入宪且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下,文章还介绍了表达自由的人权标准。     

文化多样性和人权能完美结合吗

国际人权框架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被称为所谓“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1966年,这份“宣言”中的规范通过两个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文本问题研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已经签署该《公约》,但尚未批准。本文指出该《公约》有不同的中文本,研究了其中比较通行的现代汉语文本,发现了其中的诸多谬误。文章建议中国政府组织各部门和专家研究《公约》的文本问题,建议我国政府确定《公约》中文作准本,以便《公约》的批准和执行。作者还提出了解决《公约》中文本问题的方法。     

不确当的命名——评《Civil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无论是从语义学、逻辑学上看,还是从实际内容上看,联合国大会颁布的《Civil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TheInternationalCovenantonCivilandPoliticalRights)的名称都是一个不确当的命名,应当更名为《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TheInternationalCovenantonBodilyandPoliticalRights)。     

市民社会背景下刑法与民法的冲突及其选择

刑民冲突是刑法与民法在同时调整相同的法律关系时,在两者之间产生矛盾的现象,它一般表现为两类形态,对于因同一法律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的冲突,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以及司法观念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不容易解决。由于市民社会社会契约、人权保障、自由的理念决定刑法应该从偏重社会保护转向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且在市民社会中,刑法发动的滞后性以及民事制裁和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惩罚性赔偿也具备惩罚与预防的功能,因此,在解决刑民冲突时应遵循"民事优先"的一般原则。在处理刑民冲突的具体案件时,还应当考虑被害人的意愿、社会公众的情感、社会形势等因素。     

改革与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制度的建议

民事执行是指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将生效的法律文书付诸实施以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诉讼活动。我国现行民事执行存在较多的问题:实体法保障的缺陷,包括诚实信用原则适用范围偏窄,违反该原则时责任追究乏力,债务履行保证手段和措施不完善;程序法保障的缺陷,包括民事执行制度功能把握欠准,没有制定单一的民事执行法;执行制度的结构缺陷,债权确保机制及功能不全。因此,应从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和健全民事执行机构两方面着手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制度:包括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完善执行体制,健全执行机构。     

论我国民诉法中举证时限规定适用的若干问题——以民诉法的规定与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为视角

《民事诉讼法》新增的有关举证时限的内容与《证据若干规定》和《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中的相关内容存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即确定举证时限期间主体的范围相冲突,举证时限期间的长短不一致,举证时限适用的程序范围不协调,证据失权的适用标准宽严不统一.鉴于此,以《民事诉讼法》中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目的作为根本的评判标准,以《民事诉讼法》中举证时限的规定作为基本依据,以《证据若干规定》和《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中的规定作为主要内容,从解释论的角度对它们做出梳理与评析,认为确定举证时限期间的主体应当是人民法院,举证时限的期间应当以三十日作为标准,举证时限适用于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严格适用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再谈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性”

在商事仲裁领域,区分国际商事仲裁与国内商事仲裁具有重要意义,二者划分会导向不同法律规则的适用。然而,区分仲裁"国际性"与"国内性"的标准,不可与区分仲裁裁决"外国国籍"与"本国国籍"的标准相混淆。国际商事仲裁权也在实践中具备许多国内仲裁权没有的特点和优势。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对于"涉外仲裁"的理解有待进一步修正,我国长期存在的以机构划分仲裁性质的做法与《纽约公约》提出的"地域原则"也存在差距,不符合国际上日益趋同的判断标准。     

台湾地区仲裁机构与法院关系的相关规定及其启示——以《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修改为视角

仲裁机构和法院作为民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两大主要机构,既相互支持协作,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立。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充分发挥仲裁的解纷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仲裁立法的质量十分关键。我国台湾地区仲裁立法中仲裁机构与法院关系的相关规定可以为大陆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未来修改提供借鉴。     

虚假诉讼人法律责任分析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现象的大量出现,是《民事诉讼法》增加112和113条的直接原因。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未完全解决虚假诉讼人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为了全面遏制虚假诉讼的出现,立法必须清楚地界定虚假诉讼行为的违法和侵权的性质,并对虚假诉讼人施以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Institutionalizing shame: The effect of Human Rights Committee rulings on abuse, 1981-2007

What motivates compliance with “toothles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cedures that allow individuals to petition 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body,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lleging state abuse of their treaty-protected right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Using methodological tools that account for selection biases arising from a country’s decision to authorize petitions and its subsequent propensity to be targeted by abuse claims, I find that basic civil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s improved after states were found to have violated their human rights treaty obligations, whereas physical integrity abuses such as disappearances and extrajudicial killing were somewhat more impervious to change. These findings are interpre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cept of “coupling” as borrowed from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reaty design and enforcement are consid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