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公共外交及手段创新

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中国常常成为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指责的对象,尽管中国努力作出说明,但收效甚微,这种局面凸显了中国在气候领域公共外交能力的不足。为此,中国政府应在充分把握气候领域公共外交对象心理的基础上,将公共外交与现代传媒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采取多种形式的气候公共外交手段,同时还要注意气候公共外交叙述方式的合理运用,以最大程度地扭转并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的国家形象。     

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公共外交及手段创新北大核心CSSCI

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中国常常成为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指责的对象,尽管中国努力作出说明,但收效甚微,这种局面凸显了中国在气候领域公共外交能力的不足。为此,中国政府应在充分把握气候领域公共外交对象心理的基础上,将公共外交与现代传媒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采取多种形式的气候公共外交手段,同时还要注意气候公共外交叙述方式的合理运用,以最大程度地扭转并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的国家形象。     

日本的“氢能源基本战略”与全球气候治理

作为能源依赖型国家,日本经历福岛核电事故后再次面临能源困境,与此同时气候减排压力也不断增加。在慎重考虑核发电、重回火力发电、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FIT制度)等多措施并行的情况下,日本的减排困境依然未能有效突破。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技术来突破能源困境,落实气候减排承诺。"氢能源基本战略"作为日本新能源政策的最新落脚点,无论是产业技术还是政策特征都具有优势。该政策一方面可以帮助日本突破能源困境,缓解日本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的减排压力,帮助日本完成《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另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帮助日本提高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提升日本在国际环保领域的外交影响力。此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结合产业发展这种气候外交与经济外交相结合的模式,也为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法国气候外交政策与实践评析

应对气候变化是法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借以追求大国地位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减排压力小,能源转型优势突出,法国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具有充分的自信。法国以"集体安全"理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为指导,在重视国内气候治理的基础上形成了健全的气候外交机制,既通过联合国、欧盟等多个平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也以非洲为主要对象,通过技术输出、鼓励公司参与等方式持续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在赢得国际赞誉的同时,法国的气候外交也面临着诸多隐忧和挑战,国内利益团体的抵制、对外援助资金的短缺,势必对法国的气候外交形成牵制。     

金砖国家气候合作:动力与机制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同一性是国际社会必须削减人为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多样性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国家利益差异。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使得全球层面的气候谈判艰难前行,因此有必要在特定国家之间展开小范围气候合作以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金砖国家需要积极建构未来国际气候秩序以维护自身发展权利,同时需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崛起,这分别构成了金砖国家气候合作的外生动力和内生动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为金融支持五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未来应完善这一机制使金融更好服务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金砖国家低碳经济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     

“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构建: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在"后巴黎时代"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各国(集团)围绕《巴黎协定》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核心目标展开的激烈博弈将引发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重新分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内涵,认识和把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制度性、科学性和道义性三个维度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实现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气候机制和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中国特色语言所表述的话语体系塑造相应的领导创设国际气候谈判议题、国际气候机制及其主要原则的能力,增强提供科学数据支撑的能力,以及向他国示范和援助的能力。     

气候政策金融化:问题与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确立之后,金融化便成为气候政策过程的主导逻辑。一般而言,金融机构代理关系、股东价值最大化偏好以及去监管与市场导向等多元变量共同推动了气候政策金融化的深入。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从气候政策金融化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资金。但是,气候领域金融工具的大肆运用衍生出包括碳市场投机、碳定价下跌以及横纵双向的阶层地理分化等在内的负面政策后果,制约着全球减排目标的达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应调整碳交易市场买卖双方责任关系,改革失衡的碳交易体系,并适当应用碳税和碳定价等政策工具,结合气候治理与金融治理,创建平等平衡的新型气候政策金融化参与方式。此外,中国应汲取欧美气候政策过度金融化的经验教训,在有效利用金融工具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加强政策监管,预防潜在风险。     

国外学术界关于欧盟气候政策研究的进展

欧盟气候政策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欧盟内部气候政策、欧盟气候外交、欧盟的国际气候领导权等四个领域,其中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欧盟的国际气候领导权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总体看,国外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凸显出重经济分析、轻政治分析的趋势.此外,欧盟气候政策的综合研究和理论分析尚显薄弱.     

气候变化与气候正义

最新证据显示:北方长期大规模排放温室气体所引起的全球变暖正在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制造生存不平等和发展不公平。在此情形下,旨在确保国家间平等分享气候惠益并公平分担相关责任的气候正义正式生成。为了促进气候系统的正义之治,有必要创建三大国别性的气候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气候正义的实践模式,以在气候变化时代促进国家间和个人间的发展公平。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抑制气候失律与恢复气候生境的道德原则

目前,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家社会,气候博弈成为实践难题。因为有关气候治理的政治协商和减排方案,既缺少必需的伦理支撑,更缺乏共守的道德原则的指导。公正原则之可以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因为它能为气候治理发挥认知和操作两个方面的引导规范功能。在认知层面,利害权衡和分配平等构成气候公正的根本认知原则;行为动机应当、手段正当和结果正义有机统一,构成气候公正的评价导向原则。以权责对等和分配平等为基本规范,形成气候公正实施的问责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前者展开为历史问责、现实问责和未来问责的具体规范原则;后者落实为"谁污染谁担责"和"谁受害谁得益"的利益分配公正。     

论气候公正

气候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问题。人类发展是关于人的发展,关于人如何增强人的能力、扩大人的实际选择和实质自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坚持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气候代际公正和气候代内公正的有机统一是其题内之义。平等是个全方位的公正,既包含纵向的公正也包含横向的公正,但着重点应该就是横向的公正。     

气候伦理:恢复失律气候的社会方法

气候乃宇宙星球、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物种生命活动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运动变化的天气过程。气候运动变化具有其自身时空韵律;反之,当气候被迫丧失其时空韵律,则表现为失律态。自近代以来,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征服、改造自然的无度行为对自然界产生的微弱影响,以层累的方式积聚起来超过自身临界状态时,就变成一种强劲的野性力量,推动气候发生突变,形成失律的暴烈状态。气候失律必然导致灾疫失律,灾疫失律构成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世界性难题。要根治这一世界性难题,重建地球生境和人类生境,其根本前提是恢复失律的气候。恢复失律的气候,需要气候伦理研究为其提供全球性的伦理框架、认知原理、行为准则和社会方法。     

三江源草地气候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基于三江源地区河南站﹑甘德站﹑同德站﹑玉树站﹑曲麻莱站﹑伍道梁站和玛多站等7个气象站点的气温和降水数据,利用Tharnthwaite Memorial模型分析了三江源地区2002-2010年以来草地净生产力(NPP)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情况及其时空差异变化,并分别建立了气温、降水量与气候生产力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三江源区域的生产力变化方向及其生态经济发展策略。结果表明:近9年来,研究区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均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气候总体趋于暖湿化;在该气候变化背景下,研究区草地生产力呈现出一定的线性增加趋势,并且三江源草地的生产力主要受气温的影响,但降水是影响生产力增加的关键因素;三江源地区实施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以及丰富牧户的收入来源是促进该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措施。     

气候伦理引导气候谈判的可行性及原则

在气候变化大会21年的艰难谈判历程中,各主权国家普遍把气候谈判当做为本国争取更大利益的机会,在谈判过程中尽可能多地争取本国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导致气候谈判难以取得根本性进展。因此,从本质上把气候变化作为伦理问题来认识,使"自利利他、顾全大局"的伦理道德成为谈判的内在驱动力,是从根本上化解气候谈判中的"争权夺利"思维的关键。道德压力并非气候伦理的初衷,道德尊重带来的道德自律才是气候伦理发挥效用的起点。要使气候伦理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遵循四个原则:毫无例外的相互认可原则、共同利益优先的原则、从我做起的主动行动原则以及通过利他达到自利的能力原则。     

基于全球气候保护指数的气候减缓努力评估

当前全球距离实现 2°C 和 1.5°C 温控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而各国对于气候变化减缓所做的努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识别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努力的国家以及各国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至关重要。在综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各国气候行动的异质性以及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全球气候保护指数（GCPI）,以定量评估各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程度。该指数涵盖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经济和气候政策四个维度,包含15个指标。通过对覆盖全球85%以上二氧化碳排放的60个国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根据各国的得分表现,识别出卓有成效型、积极进取型、稳中有进型和潜力待放型四类国家,并进一步探究各国在不同维度的具体表现,为未来需要加强气候行动或开展合作的领域提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丹麦、爱尔兰、中国、英国、德国等国总体而言付出了极大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但各国的气候保护努力各有所长,结合自身发展特点与优势领域的多边合作有利于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实现互利共赢。     

气候变化国际法与我国气候变化立法模式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涉及面广,影响大,如何制定一部适应紧迫形势需要,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气候变化法已经成了当务之急.气候变化国际立法经历了20多年发展,适应了以法律形式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形成了先易后难循序推进、环境发展统筹兼顾和价值认同与技术应对有效衔接等特点.我国应根据气候变化的特点,吸收国际立法的先进经验,包含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同的理念和制度,结合我国国情,采用引导性的专门法加强制性的行政条例的模式推进气候变化立法.     

气候风险视阈下气候贫困的形成机理与演变态势

在人为气候变化的时代,气候变化及其挟裹而来的各种气候风险对生态脆弱地区贫困人口的影响日益凸显,引起的气候贫困问题愈发严重。通过对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退缩、干旱频度与程度加剧等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与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导致的气候贫困问题的剖析,发现与其相应的4种类型的气候贫困形成机理;以此为基础结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和客观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对气候贫困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与界定,剖析了气候风险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气候贫困的产生实质与演化态势。并通过对气候风险与贫困问题的关联透视,发现气候风险与生态脆弱两相叠加共同催生了我国的气候贫困,在气候风险加剧迫使下气候贫困人口有向气候移民演变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