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之“一边倒”和“独立自主”之间纠结与冲突的历史启示

当前,由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地缘压力,因此,各种结盟说纷至沓来,似乎成了唯一的选项。然而,笔者通过对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方针和"独立自主"外交之间的纠结与冲突的历史考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结盟并非灵丹妙药,而独立自主的外交仍是最佳的选择。     

论清末梁启超的外交思想

甲午战争后,梁启超提出"联日拒俄"的外交思想,认为只有联合日本,抵抗强俄,才能免遭列强瓜分的危难;日俄战争后,梁启超又为中国设计了"名誉孤立"的外交方针,以便使中国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一转变反映了梁启超外交思想的日趋成熟,更反映了梁启超对中国内政的关注.     

邓小平外交"九论"

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十分丰富.文章从九个方面概括出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时代主题论、独立自主论、对外开放论、国家利益论、策略方针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论、国际秩序论、反"和平演变"论、党际关系论等.     

新世纪以来日本外交特点与趋向分析

新世纪开始后 ,为了加速“普通国家化”进程 ,日本外交在理念和对策选择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和经济外交上 ,日本都把体现国家利益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客观分析这些新趋向 ,在确立对日外交方针上是必要的。     

论邓小平对我国新时期外交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巨大的成功 ,开创了我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外交指导思想、对世界主题的认识、外交价值取向和外交策略方针等方面 ,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新时期的外交思想     

试论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

在长期领导和从事民间工作外交的实践中,周恩来不断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它包括对民间外交的内容、民间外交工作的方针、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的关系、民间外交工作的哲学理论依据等内容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外交理论。认真吸取周恩来民间外交理论的丰富营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历史脉络、演进特征及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公共卫生外交经历了初步开创、变革调整、快速发展与新发展四个阶段,实现了由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到引领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伟大跨越。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又呈现出四种特征,即公共卫生外交始终与党的路线方针保持一致,交往范围从局部交往向全面交往转变,交往方式从硬交往向软交往转变以及外交地位由参与向引领转变。以史为鉴,新时代公共卫生外交的推进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外交方针;坚持与时俱进,提升公共卫生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坚持以我为主,掌握公共卫生外交话语权;坚持独立自主,创新传统公共卫生治理模式。     

新“韬光养晦”时代中国外交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确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此后三十年间,中央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都严格遵循这一方针。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加之"美国重回亚太战略"、"南海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国际矛盾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质疑"韬光养晦"的政策是不是应该终结了。文章研究了近两年来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并分析在新时期中国政府如何在原有"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有所作为",从而应对这些挑战。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在长期从事和领导中日外交的实践活动中,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具有民间外交特色的方针,开创了新型的外交范式,形成和确立了具有独到韵味而又不乏普遍意义的民间外交思想。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具有坚定的政治性、深刻的人民性和多阶层广泛性等特点。民间外交这一外交模式对今天正确处理中日两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国网络外交效用分析——以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网络外交为例

奥巴马上台之后推出了"公共外交2.0"政策,试图用网络科技来提升公共外交的效用。本文以传播学和国际政治学相关理论为视角分析美国网络外交的战略意图,并结合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网络外交评价其实际效用。本文认为,美国实施网络外交的目的在于促进心灵沟通,减少传播噪音,丰富外交手段。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网络外交实践表明,美国借助网络媒介可以更加迅速、便捷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但仅凭网络沟通和政治作秀,难以达到赢得他国民心的目的。美国利用网络媒介占据信息传播的高地,达到了塑造舆论环境、扰乱他国秩序的目的。美国网络外交与传统外交相互配合,软硬兼施,实践了"巧实力"外交战略。美国网络外交是一种廉价但可能高回报的外交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演变的原因及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发展到"一大片"的外交政策,最终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通过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发展脉络原因的剖析,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外交事业,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简析台湾当局的国会游说活动

美国国会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决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为此,台湾当局对其游说活动不遗余力,成为台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在冷战结束前,台湾当局就充分认识到美国国会在对外决策上的重要性,积极开展“国会外交”。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格局变迁和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下,台湾当局加大了“国会外交”的力度。在台湾当局的游说活动下美国国会作出了诸多消极的涉台立法活动,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为此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为最终完成国家统一打下基础。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传承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涉及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思想是“和平”、“合作”、“信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晚清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表现为“天朝大国”的以“抚”为特征的恩威兼施;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表现为以“信”来“保全和局”;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表现为借助列强之力维持和平;从八国联军战争到辛亥革命,表现为“委屈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民国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广东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思想为主导;从南京政府成立到“七七事变”,表现为对日妥协有“度”以及努力促和;从“七七事变”到抗战结束,表现为立足于战争,不放弃和平,并以“信”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中得到了很好传承。     

论五卅运动时期美、英、日对华外交之异同

五卅运动时期 ,美、英、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各自展开了殚精竭虑的外交活动。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 ,他们不得不有针对性地调整对华外交策略 ,过去那种以武力和炮舰征服中国的旧殖民体系开始松动。该时期他们的对华政策是不一样的 ,异中有同 ,同中存异 ,总的趋势是由强硬走向怀柔 ,由合作转向分裂     

《中华日报》两阶段之始末

《中华日报》创办之时,正逢“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内政治纷争愈演愈烈的重要时间节点。汪精卫为了独树一帜,扩大政治影响,需要有一个发声渠道。《中华日报》的系统化及普遍联系的新闻编辑思路,在当时较之它报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左联”作家、左翼经济学人与《中华日报》合作办副刊,是利用《中华日报》“改组派”色彩中的某些相容性,为自己策略性地找到了可以暂时容身之处。汪精卫另立政权(或曰投敌),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极端化,而《中华日报》则与之如影随形,是派系政治极端化的记录者。《中华日报》是日伪合谋贩售所谓“和平建国”“中日亲善”“东亚共荣”政治骗局的大招幌,更是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遮羞布,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浅析杜勒斯与美对巴军事结盟政策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依据本国的利益,但是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决策者个人往往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在一国对外政策形成中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杜勒斯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力量、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的国务卿之一”,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事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美巴军事结盟过程中亦是如此。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李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贡献

过去我们把李达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这一定位忽略了1920年至1922年间李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伟大贡献。“一大”召开前,他与陈独秀、李汉俊一起积极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他是论战的主将;他参与了与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开辟思想舆论阵地;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