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新思维论析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为和平解决领土、领海争端而提出的创造性战略思想,已经成为指导我国和平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简要回顾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及条件,阐述了这一战略思想的内在含义,分析了这一新思维的现实可行性,最后指出这一战略对于指导我国的外交实践,对于一些国际争端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处理我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有一个提出和完善的过程。其主要内涵有：主权属我,毋容置疑;尊重现实,搁置争议;互利合作,共同开发;放眼未来,和平解决。其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的根本方针;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解决问题的现实原则。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切实可行的     

中国维护东海权益的国际法分析

 东海问题尤其是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中的重大敏感问题,对此两国存在严重的对立和分歧,双方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立场,在东海呈现海空安全严峻态势。而造成此境况的关键要素为：日本否定争议的存在,否认“搁置争议”的共识。为此,重点分析国际争议的要义、“搁置争议”存在的背景,以及依据国际法确立钓鱼岛主权的制度。考虑到中日两国均为重要的国家,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关系,各方均有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所以,中日两国应以达成的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四点原则共识为基础,加强沟通和对话,从事实和国际法出发,就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展开谈判,以切实管控东海海空安全态势,发展和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内涵。应该说,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稳固发展中日关系,是包括两国政府和多数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近些年来中国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不但在理论上陷于困境,在实践方面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难以付诸实践的原因主要有：政治意愿缺乏、现实需要不强、岛屿主权争议、争议海域（海区）模糊以及外部势力干扰等。今后中国政府在解决与周边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时,一方面仍然要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并争取在实践方面有所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利用其他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准备。     

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由来及其演变

作为台湾岛附属岛屿的钓鱼列岛,中国因首先发现、命名和利用而取得原始权利。日本明治维新后,非法吞并琉球建立冲绳县,并在甲午战争战局已定时,暗中将钓鱼岛划入冲绳县管辖。《马关条约》是日本取得钓鱼岛主权的唯一法律依据。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战后钓鱼岛在法理上已经回归中国。但美国凭借片面的《旧金山和约》托管琉球并擅自将托管范围扩大到钓鱼岛,又于1971年将钓鱼岛施政权移交给日本。虽然中国声明不承认美日对于钓鱼岛的处置,但考虑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强调中日双方可以将问题暂时搁置。近年日本荒诞购岛致使钓鱼岛问题全面升级,中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应对措施。目前,该问题得到暂时缓解。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钓鱼岛问题,是历史遗留在中日之间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以及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使钓鱼岛问题日益复杂化,已成为中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涉及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展的大局。中日必须从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分歧,和平解决争端。      

蜕变——钓鱼岛问题在台湾

30年前 ,为了反对美日借冲绳归还日本之际私相授受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 (港台称之为钓鱼台列屿 )转移给日本 ,海内外中国人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保钓运动。 3 0年来 ,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学者从历史、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等方面对钓鱼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 ,为捍卫国土尽职尽责。〔1〕但是 ,1 990年代后 ,随着主政台湾的李登辉当局逐渐从一个中国的立场后退 ,在保钓方面显得反日不够而反共有余。保钓运动与台湾本土化和岛内“台独”的演进一样 ,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蜕变历程 :从蒋家时代的坚决保钓、捍卫国土 ,退步到90年代所谓“保渔权”而实为“媚日反共”与“台独保钓”的暗度陈仓之局     

中日钓鱼岛历史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研究

2012年以来,日本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化其对钓鱼岛的法理占有,由此造成了钓鱼岛冲突的日益加剧。政治野心、资源贫乏和国际环境变化是日本加快对钓鱼岛进行法理占有的三大原因。为此,我国需要从战略、战术和外交三个层面来寻找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应对之策。     

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

借助右翼分子的喧嚣．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钓鱼岛是中国的．日本滚出钓鱼岛!”我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掀起了抗议的怒涛。     

斥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

东瀛右翼肇事端，“购岛”风波起狼烟。姑息纵容频启衅，猖狂至极竟侵权!     

“钓鱼岛争端”对两岸关系的考验

钓鱼岛事件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作出激烈回应，对日本的挑衅行为给予回击；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处理钓鱼岛事件中表现出情同手足、并肩作战的姿态，让日本及国际社会不置可否；台湾在处理钓鱼岛事件上有自己的立场和方式，而这种立场和方式也成为中国大陆在两岸问题的纠结；钓鱼岛事件对两岸关系既是机遇也是考验，两岸关系能否在和平发展进程中更上一层楼，成为两岸人民的共同期待。     

古贺辰四郎最早开发钓鱼岛伪证之研究——兼论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非法性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窃占钓鱼岛之后,古贺辰四郎于1896年9月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获得日本政府批准租借开发钓鱼岛。伴随1945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及《开罗宣言》,无条件投降,必须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归还中国。日本所谓私人岛主的地位和权利业已作废。然而,2012年9月,野田佳彦内阁却不顾中方反对而宣布从所谓日本私人岛主手中购买钓鱼岛,企图通过所谓"国有化"永久占有钓鱼岛。至今,日本政府仍把当年古贺辰四郎殖民开拓钓鱼岛的行为,作为日本"先占"和实际控制钓鱼岛的国际法依据,甚至不惜制造伪证。其最典型的谎言之一是,日本政府把古贺辰四郎最早登岛开发的时间,提前到甲午战争前的1884年,形成了流传百年以上的历史谎言。伊泽弥喜太长女伊泽真伎留下的宝贵历史证言及其他一些相关证据证明,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登岛开发及1885年提出开发申请均系伪造。     

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探究

目前,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将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进行历史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其变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政府依据托管琉球与"第27号令"将中国钓鱼岛正式纳入其托管之下,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日本,为中日发生钓鱼岛争端埋下了伏笔;冷战结束后,美国又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处于"模糊中立";截止当今阶段,美国政府"小心翼翼"的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持观望状态。     

“收回琉球”中的美国因素与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自古为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与古"琉球"没有任何关系。资料已经确凿证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曾多次想建立国标占有该群岛,但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而没能实施,1895年日本利用《马关条约》,偷偷将该群岛纳入其领土范围。二战后在开罗会议期间,琉球归属第一次浮出水面,但由于蒋介石的失误,致使在《开罗宣言》中未确定琉球未来回归中国的定位。二战结束以后,中华民国政府也曾积极地主张收回琉球,这其中就包括了"钓鱼列岛",更在中琉划界问题上,提出以"钓鱼列岛"最北的"赤尾屿",作为中国与琉球之中方边界。但由于美国的教唆菲律宾政府提出反对,并以"台湾自决"相抗衡,致使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连退而要求将中琉分界线划在"钓鱼列岛"以外的想法也没能实现。这样"钓鱼列岛"就被裹挟到"琉球群岛"中,进而以"琉球"的一部分最后被美国所托管。     

论ESP评估中的争议问题

ESP评估一直是ESP研究领域的焦点和难点。评估ESP能力的思路应与ESP教学相结合,将学科专业知识、学科专业能力、语用能力、交际能力等非纯语言知识和能力也纳入教学内容,全面提升学习者ESP素质,从而使这些ESP评估中的干扰因素也成为权重不同的评估因子而存在。ESP评估的目的应该是促进学习者自发、自主地探索性学习。     

论企业劳动争议的类型划分及其内涵界定

本文在对目前国内学界对劳动争议内涵和类型划分等的解释进行简要评述的基础上,结合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中的相关规定,给出了劳动争议的分类标准与各类劳动争议内涵界定的新见解。     

论“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关于"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规定不但与《民法通则》诉讼时效的规定相矛盾,而且还采用法律推定,排斥事实推定,违背证据法则,同时,也没有区分劳动关系解除的具体情况,应将"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改为"因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将"不能证明收到"改为"不能证明知道",同时,为"权利被侵害之日"设定一个除斥期间的年限。     

论《劳动法》中利益争议处理方式的规约

利益争议是劳动争议的重要类别,是在集体谈判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利益争议处理方式的完善,对于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借鉴国外的经验,有必要在我国构建不同于权利争议的非诉讼性的利益争议处理方式。利益争议的处理应以调停、调解为主,辅以仲裁、紧急调整等措施。     

“1972年体制”共识与中日关系

“1972年体制”是中日两国政府就台湾、历史等重要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体系,是维系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根本制度基础。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国民、学界及政界中的“1972年体制”共识认同感日益削弱,小泉政府对该共识的公然践踏则直接导致两国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2006年9月安倍政府执政以后,在“1972年体制”共识上推行“软硬兼施”为特点的“暧昧”回避路线,中日政治关系初步得到了改善。东亚地区中日“两强并立”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是导致日本“1972年体制”共识认同感日益削弱的根本原因,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