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理事会的改革与变迁研究

2011年北极理事会的努克会议是北极治理的里程碑,会议通过了有约束力的《北极搜救协定》,并且对如何北极委员会做了一些初步的实践。北极理事会的发展变迁与改革,是在北极地区自然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北极地区在北极国家国内政治地位等方面的变化过程与压力下实现的。未来北极理事会将朝向"硬法"性、以及加强制度建设等方面发展,但采取更为开放的姿态接纳观察员以应对全球问题对北极地区的挑战是北极理事会改革应有的方向。     

北极科学合作:制度歧视与垄断生成

科技信息优势是北极国家主导北极治理的权力基础,北极理事会为北极国家集体垄断极地科学研究提供制度保障。北极八国控制的北极理事会必然向从"行政型垄断"向"知识型垄断"发展。北极理事会通过的《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议》不仅增强了北极国家内部的科技合作与信息垄断程度,还进一步抬升了非北极国家获取北极科学信息的门槛,这种针对域外国家的制度性歧视,造成北极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在北极科学信息领域形成非对称博弈态势。北极知识储备不足是导致中国难以高效参与北极事务的核心原因。本文分析了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博弈的科学因素,认为维护"科学考察权"是中国可持续参与北极事务的根本保障。北极治理的智缘结构变动,终将决定中国北极战略规划的整体走向。     

俄罗斯任职北极理事会主席及其北极政策的调整

2021年5月,俄罗斯接替冰岛担任2021～2023年北极理事会主席。通过对俄罗斯以往参与北极理事会情况的回顾,可以看出俄罗斯在北极理事会的参与是其北极政策的缩影。随着2020年俄罗斯北极开发进入新阶段,俄罗斯北极政策也出现新的调整,落实在北极理事会主席议程中,则表现为增加对契合所有攸关方利益的议题的关注,以提升自身影响力,利用北极理事会合作机制推动自身在北极的发展,主导北极军事安全议题讨论机制,降低北极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当然,俄罗斯的主席议程也受到国际局势变化、北极理事会自身机制的局限以及与本国北极现实情况相冲突等因素的挑战。俄罗斯此次北极理事会主席任期将增进俄罗斯与其他北极国家的交流,而北极国家间共同身份意识的增强将可能挤压观察员方的参与空间,不过俄罗斯同亚洲观察员国的合作仍有望继续深化。     

芬兰北极政策的战略规划与未来走向

作为北极国家的芬兰,在北极地区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科研等利益。2017年5月芬兰再次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并发布了在任期间的优先议程。为维护和拓展芬兰的北极利益并实现有效的北极治理,芬兰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非常重视,明确芬兰北极治理的优先领域和基本原则,并强化其北极国家身份。在北极治理新态势的背景下维护北极的安全与稳定,协调众多行为体的利益促进北极地区的合作,推动北极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建构和完善建立基于规则和善治基础上的北极治理体系,是芬兰北极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基本任务。     

信息时代原住民组织参与北极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北极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北极原住民组织研究对于预判北极治理未来发展方向及中国北极治理参与策略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原住民组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北极治理舞台上。当前,北极原住民组织创造性地构建了北极治理跨国倡议网络,利用“回飞镖”和“乒乓球”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北极治理。北极原住民组织对于北极治理的权力结构、北极复合治理体系以及北极理事会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北极治理从工业智能时代走向信息权力时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极原住民组织新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带来了新启示。面对信息时代快速变化的北极治理,我国应统筹自身在北极地区的信息硬件与软件优势,充分借鉴基于信息要素的行动策略,完善与北极原住民组织的制度性联系,最终为信息时代中国的北极治理参与和自身利益维护奠定良好基础。     

北极理事会的亚洲观察员与北极治理

北极理事会最近新授予的亚洲观察员在北极事务的参与中具有一定共性,在科研、航运、环保等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并对相关规制有其影响力。北极理事会通过出台观察员手册等文件,对其身份和活动内容进行了限制;同时又希望其在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北极基本法律框架的前提下为北极事务做出贡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有关公约是亚洲观察员参与北极事务的法律依据。北极治理的区域—全球性需要亚洲观察员的参与,以及全球决策机构的特别考虑。     

知识建构、议题设置和框架效应:北极理事会与北极航运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

近年来,北冰洋的海冰融化使得北极地区的航运活动持续增加,然而相比由此带来的商业机会和经济利益,航运造成的污染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作为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北极理事会在北极航运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极区域制度和国际制度重叠、科学知识和原住民知识交织的背景之下,北极理事会利用知识构建、议题设置和框架效应来影响北极海洋污染治理决策,通过与国际海事组织的合作推动了《极地规则》的制定。同时,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也预示着北极航运治理逐渐走向民主化和多元化。     

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北极地区的变化吸引了众多域外国家的关注,而北极理事会的"扩容"则为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契机。域外国家在参与北极事务方面存在很多共性,包括明晰本国北极利益、增强北极科学研究、加强与北极国家外交合作、拓宽北极参与渠道以及关注中国北极动态等。当前,参与北极事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国已开始在北极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在关注其他域外国家北极动向的同时应从中汲取经验,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参与战略,深化参与进程,为实现北极地区的善治和谋取全人类的利益作出贡献。     

主导北极议程:美国的机遇与挑战

2015年4月美国再次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这为其在北极理事会中引入"美国议程"以及塑造美国在北极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了机遇。美国能否成功主导北极议程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挑战:美国在北极事务中能力建设不足、决策体制分散,国内多种力量对优先议程设置存在竞争,其他国家对美国设置议程的认同程度不一等。     

论北极地区区域性国际制度的非传统安全特性——以北极理事会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而导致的北极地区冰雪覆盖区范围的快速消退,无论在地缘政治或国家主权等传统的安全领域,还是在资源、国际航运、生物多样性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北极地区都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关注焦点。就涉及北极地区的国际制度而言,从地理范围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涉及北极地区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和特别适用于北极地区的区域性国际制度。北极地区的区域性国际制度不具有对成员国构成法律约束力的决策能力,而且所涉及的多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议题,这在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制度北极理事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中国而言,关注北极地区应该设定双重的伦理向度,即国家中心主义伦理向度和全球中心主义伦理向度。为此,中国应该在北极地区的国际治理过程中,进一步深入研究现有的涉及北极地区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在北极地区的作用和意义。     

北极环境治理的法律路径分析与展望

北极国家的国内法不足以充分完成北极环境治理的任务,既存的国际法律、软法和相关机构在北极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实现对北极环境跨部门的、整体性的、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治理。欧盟和美国将在北极环境治理中发挥与其他北极国家有所不同的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很难解决北极环境治理问题。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北极理事会要实现对北极环境的综合治理需要改进其结构,促进环境法原则的实施,并最终形成稳定的,具有约束力的习惯法。     

北极环境治理中的软法因素：以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为例

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EPS）是目前在北极环境治理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软法规范。从AEPS的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绩效来看,它构建了与北极相关各国及其他利益主体开展北极环境治理的平台与沟通渠道,具有共识性和实效性,但是其功能存在局限性与缺乏保障性。从对AEPS的考察可以发现,软法应当被定性为法律,且其与硬法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是“实然”与“应然”的关系。     

北极海空搜救合作:成就、问题与前景

海冰的融化带来了北冰洋航道的开通愿景,同时也加重了该地区海空运送压力。随着北冰洋海运与极地旅游活动的增加,北极地区发生海空紧急救援的几率不断提升。为了维护安全,完善安保,北极理事会于2011年5月通过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北极航空与海洋搜救合作协议》。北极八国搜救合作尽管有了制度基础,但在救援能力方面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该地区庞大的面积、恶劣的环境、能力的差距,并且还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支持。分析北极搜救合作的现状,并针对如何缩小能力差距提出对策,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舆情治理质量

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舆情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政府舆情治理质量具有改善效应;相比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数字化发展对舆情治理质量的改善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更为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发展对政府舆情治理质量的改善效应在数字化水平高的省份、制度环境较好但数字化水平低的省份显著,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部省份显著。研究结论为借助数字化发展改善政府舆情治理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伦理视阈下的北极资源开发研究

北极贮藏着丰富的资源,随着北极冰层的消融、全球经济的发展、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北极地区已经到了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前期。北极地区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出现了生物物种消亡、垃圾污染、核污染与海洋污染等问题。环境伦理学说为北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环境的保护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参照,可以该理论为视角分析北极资源开发所造成的问题,通过建立尊重自然价值的观念、克服代内国际间不平等、注重代际公平途径实现北极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中国可在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下,加强与北极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促进北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     

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

产业扶贫是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理性制度无法取得理性结果"的执行困境。现有研究分别从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主体行为视角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的直接因素;制度结构视角从治理体制、组织模式与制度逻辑等方面挖掘了"形塑"该问题的制度基础;而治理情境视角则探讨了造成各地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差异的要素禀赋、产业选择、产业运作模式及关系网络等情境性因素。现有研究虽较全面地甄别了影响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各因素,但仍存在着缺乏整合的分析框架,忽视基层行动者的调适功能,理论提炼与对话稍显不足以及难以识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共通性因素等问题。后续研究可借鉴制度分析和发展(IAD)框架中的多层次分析思想,建立整合三大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挖掘治理情境中的调适性因素,探讨治理情境与行动者的不同互动模式,寻求与已有政策动员及国家治理理论对话,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实现理论的整合与突破。     

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

制度环境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大学制度环境的变革要求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与重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困境根源于实践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并导致大学发展难以走出政府收权放权的制度怪圈,以及大学“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产生。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制度环境创新以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建立自主性的现代大学制度。     

北极治理的中国参与问题研究综述

由于北极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环境,北极地区长期存在分界争端。近年来,气候变暖,北极地区海冰融化以及世界经济对能源和航道需求的增加使得北极地缘政治处于一个活跃期。北极地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发展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也迫在眉睫,这是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的共同责任。中国是一个近北极国家,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等深受北极环境变化的影响,北极航线的开辟也将对中国的经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针对北极治理的中国参与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在研究角度上,多集中于北极治理的法学和政治学研究上;在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理论探讨和策略建议上,缺少实践性分析,多注重宏观层面忽视微观层面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重视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未来的研究仍具有较大拓展空间,应从多角度展开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等,加强对已发生事件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理论的可行性探讨,加强对北极治理微观层次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一些定量研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参与方式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