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探析

在宗教、文化、民主、人权和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土耳其一直未能顺利加入欧盟。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土耳其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和大力改革外交机构,以求逐步接轨欧盟外交政策。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倾向愈发明显。然而,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因素却不局限于“欧洲化”,还需要有效协调诸多国际因素和考量多重利益。因此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的前景,最终取决于它未来能否顺利加入欧盟。     

试论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与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突破了过去对时代与世界基本矛盾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和远见的创造性论断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理论,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从东帝汶危机看澳大利亚安全战略的变化

本文以澳大利亚在东帝汶危机中的表现为研究基点 ,重点揭示澳大利亚安全战略的变化及其实质 ,并对这一变化有可能给亚太安全环境造成的影响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让“农转非”村民从心里适应身份转变

[背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民变成了居民,身份的改变带来了新问题,从已实行“村改居”区域的基本状况来看,至少有2／3以上的农民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且不再以农产品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村改居”实现了农村居民户口上的“农转非”,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转变,“村改居”后居民将面临居住环境上的“平地变高楼”,与此同时,村民变居民所带来的角色定位和心路转变也事关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     

毛泽东确立“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原因探析

“一边倒”是指导新中国外交活动的理论依据和大政方针,这一政策是毛泽东正确分析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从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需出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外关系的基础上而作出的主动选择,是毛泽东综合分析主客观因素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觉醒与困惑——从“妇女主义”看艾丽丝·沃克的“日用家当”

以往众多关于艾丽丝.沃克的短篇小说日用家当的评论都是围绕黑人文化遗产继承这一内涵来分析故事中的三位女性角色,而其中自信,自负,白人化的大女儿迪依(Dee)成为众矢之的。本文主要从妇女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三个女性角色,从而去揭示她们各自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身份。     

“一带一路”战略的质疑与回应——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

一带一路作为实现中国梦目标的战略之一,旨在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合作中存在的政治互信不牢固、经济互惠不坚定、机制建设不稳固等问题,挑战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该文认为,通过增进政治互信、巩固经济互惠、创新合作机制,将在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关系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     

从“被表达”到“我表达”——试论中国“杀马特”青年文化身份的嬗变

中国“杀马特”青年群体发展初期,由于国内文化环境相对闭塞、信息传播有限以及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原因,“杀马特”青年群体一度在身份意识上处于被表达、被定义,甚至被严重曲解的境地,造型夸张、举 止怪异成为这一群体的身份标签。自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传媒的高速发展、商业利益的推动和公众参与社会变革主体性的增强,“杀马特”青年群体社会身份认同的诉求显著提升,其身份意识经历着从“被表达”向“我表 达”的深刻变化。     

从《骨》中“家”之变迁看身份变化

伍慧明的处女作《骨》描述了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一家三代的故事,曾引起广泛的关注。然而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小说中＂家＂这一重要意象。小说中,＂家＂在地理意义和心理意义上的变化表明了三代人各自不同的身份定位,以及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其重要性源自作者及人物均为族裔散居者。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家＂是考察族裔散居者身份定位的一个重要线索。以解读此意象为出发点,运用后殖民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文本,可以对作品及族裔散居者有更深刻的了解。     

再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它是美苏冷战、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产物 ,是中共对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坚持扶蒋反共和敌视中国革命的对华政策所作出的必然回应 ,也是中共全面总结近代中外关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但这决不意味着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考虑。但“一边倒”外交政策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中国从 5 0年代起就逐渐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积极提倡各国人民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最终摆脱了美苏两极的制约和影响 ,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活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空间”与身份重构——《小妖精集市》中的女性身份分析

《小妖精集市》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最杰出的,也是最受学术界关注的诗作之一。诗歌向读者们展现了两种分裂状态:一是男性自我空间和女性他者空间的分裂与对立;二是处于边缘化深渊中的女性心理的分裂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只有借助于第三空间才能实现身份的重构和自我拯救。     

“后现代”边缘的身份焦虑与认同超越——或《高兴》：一种“三农”主义文学的诞生

小说《高兴》以进城打工者的身份焦虑与超越问题为线索具体呈现了生活在时代、社会边缘的一个特殊阶层的不为主流媒体言说的真实的生存故事，表现了这个阶层的人们的生存境况、感受和愿望，并通过主人公的认同超越的尝试和努力，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公们的生存智慧、人生境界的积极赞美和对他们悲戚处境的无奈反讽与警示。小说以艺术描写的方式无言地提出了一种“三农”主义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了达成小说的艺术目的，作者对小说叙述的角度、线索和结构的安排颇具匠心，同时还通过两篇“后记”的设置，使全书形成3个文本和多种话语方式的独特互动，传达出更深广的内涵。     

零供关系纵深谈——零供矛盾的深层原因和现实问题

零供关系是市场存在的最普遍,最密切的经济关系。本文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纵谈零供矛盾的普遍原因和现实问题。提出调整零供关系,重在治乱等核心观点。     

文化身份的迷失与确证——从《祝福》看叙述者"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鲁迅小说《祝福》中,叙述者“我”的隐、显的过程就是“我”的文化身份的失去、寻找和确证的过程。叙述者“我”因文化身份的边缘化而焦虑,替下层劳动人民代言立言而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对在文化转型中彷徨和苦闷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抉择和确立具有启示作用。     

“问题”抑或“主义”——高等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争论与反思

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真正开始以来,"问题"取向与"主义"取向一直就是学界争论的研究价值选择的问题。该问题争论的本质是,高等教育研究究竟应该关注实践问题还是应该关注学科建设问题。随机抽取两个权威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高等教育研究》(武汉)与《江苏高教》(南京),对这两个杂志2010年所设栏目及发文属性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问题"取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研究的主流;"主义"取向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存在着先天不足与种种弊端。由此来看,研究的"问题"价值取向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移民安全问题看欧盟的公民身份制度

在一体化进程中,欧盟的公民身份概念逐渐从文化本质主义走向更具包容性的自由权利观念,并日益发展为学者们所说的后民族公民概念.然而在欧盟的移民政策中,它却显示出一定的排他性,在欧洲层面转变为一种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表达.面对排斥移民带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欧盟应该避免使之进一步安全化.改善欧盟公民身份制度将是欧盟治理移民问题的重要课题.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产能合作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国家之一,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的重要伙伴。土耳其经济优势和投资竞争力突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土产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成功案例日益增多,很多合作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代表性成果。中土产能合作方式日益多样,但依然面临多种风险,特别是金融性与经营性风险较为突出。中国应根据比较优势与经济效益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中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产能合作实效,加强金融合作以破解融资难题、规避金融风险;创新产能合作方式,并注重风险防范及保障机制建设。     

他从“零”起步——湖南籍打工仔滕兴彪的成功之路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打工仔在历经一段惊魂落魄的日子之后当经受了社会激烈竞争的惊涛骇浪时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鞋企老板滕兴彪这位从湖南籍进入温州的打工仔白手起家创办了温州富罗迷鞋业有限公司仅三年功夫富罗迷鞋业的年产值已达到了6000万元这是商界一段多么令人震惊的传奇。     

“工农兵作者”身份的认同与焦虑

"工农兵作者",既指"工农兵"出身的作者,也涵盖书写"工农兵"的作者,它是延安文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讲话》从创作主体方面规定了文艺工作者的多重创作身份,尤其赋予"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合理性。以延安本土的农民作家及去延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分析他们在认同"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同时,受意识形态及文艺创作规律影响,自身身份的悖谬性。延安作家总是在政治家与艺术家身份、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中徘徊,他们选择自我"改造"缓解身份焦虑。这一现象不仅是"工农兵作者"独有,也是作家创作时的普遍现象,并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