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之东都名士风度与魏晋风度的关系

刘禹锡晚年对魏晋名士的生存方式和处世风度,表现出一种效仿的心态,他的晚年生活和居洛诗作形成了一种东都名士风度。这种风度与魏晋风度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唐时代更具有通过疏离政治斗争而曲折反抗并关怀现实的特殊内涵,对文人词的兴起也作出了贡献。     

略论魏晋风度“啸”与文学的关系

对魏晋名士的风度历来褒贬不一,文章论述了“啸”的发展和在魏晋繁盛的原因,以及在文学中的表现。     

魏晋风度与盛唐诗人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到吃药、饮酒。空谈是魏晋名士生活的重要内容。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也系统探讨了魏晋文人的生活习性,其中着重谈到了吃药、饮酒、清谈、栖隐、漫游和求仙学道。魏晋名士的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也就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名士正是依靠这些来区别于众人,建立声誉的。如何晏、王弼、竹林七子、王谢子弟、陶潜等人,要么以清谈,要么以饮酒,或兼而有之,而著名于时的。     

试论唐代诗人对魏晋名士饮酒风度的接受

唐代四个时期的诗人虽均效仿魏晋名士的饮酒风度,但他们的饮酒内涵有所不同。初唐诗人之饮是士不遇与高雅情趣的反映;盛唐诗人饮酒体现的则是乐观、豪放的盛唐气象;中唐诗人的饮酒,是出于独善其身的无奈选择;至晚唐,特别是唐末诗人,他们饮酒的避祸处境,痛苦和悲愤心态与魏晋名士达到了唐代其它时期从未有过的相似。唐代诗人与魏晋名士饮酒风度有如此关系,有着特定的条件和原因。     

魏晋风度对李白性、行之影响

魏晋风度指汉末建安至晋末宋初时期女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其主要表现为清谈、饮酒、吃药、栖隐、漫游、放诞.《世说新语》及《三国志》、《晋书》都对此作了大量记载与描写.李白是以醉、傲、仙、隐、游著称的,他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说:“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笑饮醁酒,醉挥素琴,余实不愧于古人也.”这里说的古人,明显是指魏晋名士.确实,魏晋名士风度对李白的性格和行为都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具体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鬼蜮世界的名士风流——谈魏晋风度在志怪小说中的折射

从反映魏晋名士风度的角度对魏晋志怪小说进行全面考察 ,认为志怪小说在它离奇古怪、荒诞滑稽的外衣掩盖下 ,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名士思想。从而打破了以往只从志人小说来议论魏晋名士思想的局限 ,使我们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认识和研究志怪小说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三国演义》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探析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知识群体士族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人格表现,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审美理想.这些名士崇尚自由,超然世俗,率真随意而风流自赏,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大我情怀,也有弃世独享、自我陶醉的道家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的适度互补,这为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上来说,无论是三国诸书作者还是三国人物都带有魏晋风度的痕迹,其间,孔融是极具代表性的.     

嵇康诗歌风格的文化精神探析

嵇康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他的文论曾经盛极一时,其诗歌虽存世不多,但因其诗歌风格独特,仍能独步当世。对其诗歌风格进行考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魏晋时期名士风度、玄学思想以及隐逸风气的文化精神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魏晋时期的文化风气,研究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     

魏晋名士服药释

魏晋年间,名士们的服药、清谈等行为,将生活点缀得斑斓多彩;这种斑斓多彩的魏晋风度令人难以忘怀,并不断引起人们对它的评论。其中有颂扬的,有低毁的,如对魏晋名士的清谈就是这样。然而,对魏晋名士的服药之事的评价,则远不如对清谈的评价来得辩证,常常是否定的居多。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就将名士们的服药喻为“以毒药为嗜好,其祸人家国。”(《寒食散考》)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名士们的服药是一种消极腐朽人生观的折射反映。魏晋名土服药果真是这样吗?本文持有不同看法,现将叙述如下,望有识者赐教。魏晋名士服药是因生活之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时期呈现出特有的异质;它的特异现象表现为其间战争和灾荒不断。《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指出:“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火焚宗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风貌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充满高度艺术性的描绘和妙趣横生的语言,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文章对《世说新语》的世风世貌从魏晋士人任性放诞的行为方式、推崇品鉴的名士风度到纵酒任达的两晋新风、风行朝野的玄谈盛况做了简要分析与归类,再现《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中“驴鸣”的文化意义分析

＂驴鸣＂是魏晋风度的时代符号,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伤逝》中两则资料对＂驴鸣＂作了记载。通过考察＂驴鸣＂产生的多层原因可以从更深层面了解驴文化历史地位及其文化意蕴。概言之,驴鸣消弭了高雅与庸俗、荒诞滑稽与庄严尊贵的界限,经过魏晋名士的演绎,驴鸣成为表现名士风流的道具,成为放任性情、挑战权威的表征。     

陶渊明与魏晋风流——从《孟府君传》说起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陶渊明唯一一篇明确的写人传记,该文写尽了孟嘉的魏晋名士风度;透过该文,预设出"孟嘉即我,我即孟嘉"的身份,借此表达陶渊明对先祖的怀念和对魏晋风流的高度认同;《世说新语》未记载名士陶渊明,是刘义庆对陶渊明为人的不认可,但这不妨碍陶渊明名士风流。     

刘康德的新作——《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

今年年初,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讲师刘康德的专著《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全书20余万字,作者从魏晋风度与自然生态、社会世态及学界状况的关系着手用翔实的史料,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魏晋风度的两个主要方面:即魏晋名士的简隽言语、奇通行为、贵无思想,和清淡玄理、喝酒服药、书法琴艺的世间态度,值得一读。作者还凭藉其扎实的功力和敏锐的思辨,对东方华夏人格的形成历史、基本特征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和细致的剖析,给读者留下回味和思索。刘康德近年来一直从事着以魏晋风度为主要角度的专门研究。已经发表的多篇有关论文,     

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

《兰亭集序》是文学史、书法史上的重要文献。围绕《兰亭集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论争:一是关于这篇序文是否出自王羲之之手;二是关于参加兰亭集会及写诗的人数;三是关于《兰亭集序》是否为王羲之的书法。历时性地考察魏晋风度的时代特征,可以总结出三点:从德与才的论争,可以透视汉魏之际高门与寒门的较量;从药与酒的沉溺,可以窥探竹林七贤的无奈选择;从道与佛的兴盛,可以探析东晋名士的追求。作为魏晋风度的具体体现,兰亭雅集名士在享受集会欢乐的同时也颇流露出人生的无奈。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魏晋风度论

所谓风度,本指风格与态度,这里所论的风度是指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范,指风靡一代甚至几代的文化思潮的特征。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确切地说,风度作为魏晋特定文化的术语,既表现为社会风范,也表现为意识形态,两者分属于世俗文化与学术文化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后者集中反映前者,又推动指导前者的发展。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审美人格的感性显现,也是魏晋玄学精神的感性显现。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清”是具有高品位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从魏晋士人的仪态风神和内在性格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