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治理边界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

超越国有企业治理的政府主导模式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题中之义,其要义在于重新定义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边界,其实质则在于重新明晰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中的职能范围、责任担负与权利分配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权责利划分结构产生效应的界限.企业治理权威特征的变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其深化进程中暗含的微观逻辑主线,该主线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在于不断边际修正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边界.     

从碎片到整合: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研究——来自A区的案例研究

预算分配碎片化已经成为阻碍预算分配效率改进的重要因素,也成为预算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碎片化权威体制模型认为权威的碎片化是结构性,程序性的改革政策将强化权威的碎片化程度。文章通过对广东省A区项目绩效预算改革的经验研究发现,项目绩效预算改革通过专家独立评审、项目化评估和整合性政策要求等措施,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因功能管理、信息不对称和切块预算导致的预算分配碎片化格局。这种整合是通过将政治冲突排除到预算过程之外而实现的,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预算从属地位的回归和地方政府统摄能力的增强。     

中共收入分配思想和政策的发展及其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是中共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60年,也是各项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60年.收入分配领域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个人收入分配理论.文章分三个阶段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共分配思想和政策的发展,结合分配思想和政策演变的轨迹,得出了三方面的历史启示.     

试析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分配正义理论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围绕收入分配体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表明,党和政府对分配正义问题是高度关注的.同时也说明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是渐进的,是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整、发展和完善的.从现实看,在分配制度的设计中植入分配正义理念,以及构建公平正义型的分配格局等,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分配制度的伟大变革

30年前,中国改革选择了"分配"为突破口,分配制度经历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的改革过程."改革"在改革进程中不断成熟起来.2003年,中国入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国家进入了特别发展阶段.在这一特别阶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目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分配制度的改革再一次成为改革的聚焦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最新主张,无疑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依据与指南.     

对中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理性分析

目前,中国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是合理的,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效率提高的。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应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当人均GDP超过1 000美元之后,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逐步缩小应是必然趋势。为此,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对于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至关重要。     

''''95湖北企业改革征文启事

1995年是湖北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要一年。为了促进我省各类企业在新的一年中,抓住机遇,大胆开拓,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改革的理论,用理论更好的指导改革实践,我会拟举办’95湖北企业改革征文活动。此次征文对象主要为湖北各条战线、各类企业的企业家、管理人员及职工,论文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举措,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历史问题的处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实施,企业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企业机构的互相制衡,企业分配     

论规制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历史演进为分析文本

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是指,政策执行客体和广大公众,对公共政策方案执行之可预期结果的主观评价和公共认同程度。其一般函数关系是:政策执行可接受性=政治权威的信任度.程序公正.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其中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对"可接受性"起决定作用,程序公正是构成政策客体公平知觉的重要因素。当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为负时,强化政治权威的信任度,能够增进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考察当代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现状,发现在作为政策执行客体的当事企业,对环境规制结果缺乏政策感知和激励认同的情况下,以提升环境规制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权威为基础,加大规制客体分配公正的政策收益,以刺激政策客体对规制工具的价值认同,成为强化"规制性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落实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效路径。     

论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是衡量法律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志。司法权威首先来自法律的确认。但仅凭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司法权威更重要的是司法本身必须具备“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司法权威在我国表现得严重不足,而要想确立起中国司法的权威就必须进行司法改革。     

企业职工的权威意识及其对管理行为的影响——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比较

权威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 ,同时又是以职工对权力的认同为“合法性”基础的。本文通过实证调查资料表明 :职工对公有企业管理权威的认同是以价值理性权威为主 ,对非公有企业管理权威的认同则是以工具理性权威为主 ;而且国有企业职工与外资企业职工在权威意识上存在差别 ,即国有企业职工对价值理性权威的认同高于外资企业职工 ,而外资企业职工对工具理性权威的认同高于国有企业职工。职工权威意识的所有制差别受到职工权利意识的所有制差别的影响 ,与长期政企不分导致的企业管理行为高度政治化相联系。职工的权威意识反映出职工对企业管理行为的评价存在双重价值标准 ,从而造成企业管理不同的非正式约束环境。要消除双重价值标准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必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劳企关系进行再认识     

新形势下维护中央权威的必然选择

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理论必然,是党团结带领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必然,是中华民族长期保持大一统的文化必然,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必然。准确把握维护中央权威的必然性,还要正确认识维护中央权威与坚持深化改革的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深化改革需要中央权威作保障,中央权威需要在改革过程中得到维护和增强。维护中央权威要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依靠纪律管党、制度治党,坚持深化改革、共享发展,从思想、制度和发展三个层面为维护中央权威不断注入新的因素。     

旧权威的衰亡--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正在到来.在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因素直接体现在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际层面,影响到人口红利的获得与实现、数量和质量变化、空间和时间分布、国际和国内的分配,这将会对中国未来产业机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对深化国营企业改革的几点认识

<正>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既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这是企业改革应当坚持的正确指导原则。 国营企业的改革,经过了放权让利、利改税和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阶段,不断深化。这些改革,打破了过去那种生产、经营和分配高度集中统一的传统体制,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十多年来企业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集体企     

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及其对劳企关系的影响

企业内部的组织权威既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工业组织权威结构从从国家主导的“神圣型权威”向企业支配的“效率型权威”转变;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权威关系从“身份报酬型权威”向“行为报酬型权威”转变;普通员工对企业管理者的权威认同从“价值合理性权威”向“工具合理性权威”转变.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变革,以及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实践,成为国有企业组织权威变迁的合法性制度基础.同时,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对建构和谐的劳企关系产生了明显影响和挑战.     

论企业分配机制的重构

企业分配机制构造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深化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改变企业的行政机构附属物地位,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因此,企业分配机制构造的内在根据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配规定性 企业分配机制构造的基本方向是把行政属性强烈的分配机制转换为以企业自主分配、国家参与和调控分配为特征的净收入分向分配机制。     

石油企业稳定工作的对策探讨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当前 ,石油企业正处在组织结构大重组、体制机制大改革、利益分配大调整的关键时期 ,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 ,职工思想空前活跃 ,稳定工作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面对这种新的形势 ,要确保石油企业稳定发展的大局 ,各级党政组织必须制定并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     

创新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在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信息载体的年鉴,惟有改革创新才能体现个性特色,才能不断发展。《中国药学年鉴》是一部专业学科性年鉴,多年来它以内容翔实、信息丰富、系统完整而著称,成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爱的具有科学性、权威     

努力构筑茂名公路发展新格局

探索如何加快我市公路建设,努力构筑茂名公路发展新格局,这是我市目前公路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本文试结合我市公路建设的实际情况,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一)抓住机遇,深化公路企业改革1、改革企业分配方式。要大胆冲破传统束缚,改变过去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能干与不能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传统分配方式,尽快在全市公路企业和公路养护部门实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真正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方式。2、积极推进机构改革。市场经济的要求,本着精简、高效、精干的原则设置内部机构,优化结构布局,不断拓展辐射服务项目,增加服务内容,强化服务功能,逐步向经营服务型转变,走自我壮大、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路子。在按照积极推进又稳步实施的原则把我市公路的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搞好。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治解读

实现法治中国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公平正义是法治中国的根本追求;法治中国应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使执法更高效、更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体现司法文明;依法破解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