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四人帮”喉舌篡改三国历史的谬论

“四人邦”喉舌原两校大批判组在《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这篇黑文中,公然对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肆意颠倒历史,用儒法斗争代替阶级斗争,胡说什么:“曹操、诸葛亮等杰出的法家人物,以反潮流的精神,推行法家路线战胜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路线,打击和消灭豪强割据势力,为国家的统一和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曹操在利用农民伟大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建立起实力,同豪强割据势力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决     

怎样估价近代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从捻军战争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关系谈起

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四人帮”别有用心地鼓噪儒法斗争时,连农民战争也硬塞进儒法斗争的模式。梁效之流宣称:农民战争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开辟道路论”。1975年,叛徒江青在大寨胡诌的一篇居心叵测的“讲话”里,也东拉西扯地大谈农民战争。她极其浅薄轻蔑地说:农民起义领袖“被杀的被杀,自杀的自杀”,投降的投降,“还包括朱元璋他后来做了皇帝就是了。”言外之意,老调重谈,“开辟道路论”而已。就在这通“讲话”里,江青把清朝称“满清”,把韦昌辉的反革命暴     

三条史料 四种手法——梁效伪造历史一例

“四人邦”利用历史反党,“邦义”连篇累牍,而《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这株毒草,确实“有着自己的特点”。梁效宣布:三国法家“人材辈出”,儒法斗争“波澜壮阔”,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都是“法家人物”,遂使三国成为“一个法家路线胜利的历史时期”。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这里剖析此文所引三条史料,便可窥知“四人邦”包藏祸心,手段卑鄙。梁效写道: “曹操、诸葛亮等人在同儒家反动路线的反复斗争中,从各方面推行了法家路线。在思想上,他们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使法家思想广泛传播,     

“黔首”、“大酺”补释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更名民曰黔首,大酺。”黔首一词,旧解纷纭,或以为指劳动人民,以其常年劳作,肤色黑;或以为劳动人民以黑巾缠头。均非的解,不足征信。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实行法家路线。秦始皇二十六年,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黔是黑的意思,秦始皇根据五德终始崇尚黑色,‘黔首’在当时应是指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是秦始皇对当时人民的一个尊称。”(《红旗》1974年第8期)此说极精当。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     

黄巾起义与三国儒法斗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不少法家代表人物,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行法家路线,同儒家大族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曹操和诸葛亮,就是这一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刘备与孙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与执行了法家路线;其他如郭嘉等人,也是比较著名的法家。法家代表人物的出现和法家路线的先后推行,逐步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恢复与发展了社会生产,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气焰嚣张的儒家路线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学者师商(鞅)、韩(非)而上法     

评“四人帮”关于吕后的三大谎言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大肆吹捧刘邦的皇后吕雉。在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她说:“吕后也是法家,吕后要作为单独一条突出宣传一下。刘邦死后天下可能大乱,吕后掌权没有乱,吕后很厉害,基本上执行汉高祖路线,主要是法家路线。”此后江青一再自比吕后,为她篡党夺权自吹自擂。“四人帮”还利用各种工具,刮起阵阵吹捧吕后的妖风。在“四人帮”词典中,吕后就是江青,他们宣传吕后,不过是掩盖他们反革命阴谋的一件光怪陆离的外衣。     

秦末农民战争与法家政治

秦始皇赢政,汉高祖刘邦,都是推行法家政治的、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秦末农民战争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在史学领域的捣乱和破坏,在研究秦末农民战争和这两个法家人物推行的法家政治之间,特别是有关这次农民战争的起因、性质和作用问题上,散布了许多反动谬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必须加以批判和澄清。     

否定王翦,意欲何为?

一九七四年春,在由“四人帮”控制的一个全国性刊物的第三期上刊出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以下简称《作用》一文)其所以引人注目,除去和“四人帮”炮制的大量“评法批儒”的黑文一样,侈谈所谓“法家路线”的“决定作用”,宣扬“英雄造时势”的反动唯心史观,为他们推行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而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外,文章的独创之处还在于把议论的中心集中到军事方面,把军队也挂上“评     

法家进步论与“让步政策论”的根本对立

当广大工农兵群众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适当肯定历史上的法家和法家路线的进步作用时,有人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过去批判“让步政策论”和今天肯定法家,是不是有矛盾?法家进步论与“让步政策论”,是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在某些人看来,二者是一回事;因此,在他们看来,过去批判“让步政策论”和今天肯定法家,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清是非,作出回答。因为,“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     

是阶级斗争史,还是儒法斗争史?——批判“四人帮”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的反动历史观

王张江姚这帮对历史一窍不通的家伙,自批林批孔以来,喋喋不休地大谈其中国历史,诸如:吕后翦除刘邦旧臣,篡权窃国的手腕;武则天打击功臣宿将的“铁鞭”精神,等等,歆慕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拚凑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班子,授意炮制文章,并动用手中控制的宣传机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让步政策论、清官论、抽象继承法,等等,经过改头换面,重新搬出来,蛊惑人心,却美其名曰:研究“儒法斗争”。他们以此为幌子,肆意篡改马列主义,竭力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宣扬阶级调和论,以儒法斗争代替阶级斗争,以法家和法家路线代替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明目张胆地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一个方面。对此,必须充分揭露,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     

《三字经》选批

前言封建地主阶级对他们所谓“烟香后代”的培养,抓得很紧,编了不少《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号称“三百千”)之类的“童蒙”读物,从小灌输孔孟之道,传授剥削阶级喝人血、吃人肉的“做人诀窍”,让他们“幼而学,壮而行”,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三字经》就是这样一本传播广,流毒深,具有代表性的小册子。《三字经》相传是宋代反动儒生王应麟炮制的,以后历代有所修改增订。《三字经》的出笼,正当著名法家王安石变法革新失败以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反动路线占了上风,因而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覆亡,以后南宋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逃跑到江南,继续执行一条对女真贵族屈膝投降,对农民起义残酷镇压的反动路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配合血腥的武装镇压,抛出了朱熹《四书集注》之类的软刀子,用作束缚革     

关于李贺的《秦王饮酒》

李贺是唐代具有独特成就的诗人。“四人帮”强迫李贺戴一顶“法家”的帽子,他们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李贺写了一首《秦王饮酒》,歌颂了秦始皇,秦始皇是法家,李贺自然也是“法家诗人”了。这个论证是荒唐可笑的。     

新兴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专政的檄文——读《五蠹》兼论“焚书坑儒”的理论基础

两千多年来,大凡复古倒退的反动派,在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同时,往往将矛头指向法家思想。如西汉的董仲舒就胡说什么“天性”如“贪狼”的秦始皇“行韩非之说”,“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汉书·董仲舒传》)。叛徒、卖国贼林彪一面攻击“焚书坑儒”是“暴政”,一面咒骂法家是“罚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是别有用心地说:“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之一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无论如何不仅仅是由于儒家反对他所实行的政策而引起的”,而是因为“全面消灭教育和文化早就是法家纲领的基本要求之一”(苏修《历史问题》1967年第三期)。内外反动派对秦始皇的攻     

论先秦法家体系的“势”

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体系的完成者.这一体系中,法、术、势是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韩非关于“势”的理论,学术界认为是对慎到“势治主义”的接受,“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韩非在新形势下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思想”(《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任继愈主编).可是,有关慎到势观念的时代特质及韩非对势作出了怎样的发展,惜乎语焉     

刘知几《史通·疑古》译注(节选)

【说明】《史通》是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写的一部史学评论集。刘知几(公元六六一——七二一年),字子玄。他生活在法家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的时代,当过多年封建王朝的史官。那时候,地主阶级内部儒法斗争日趋尖锐,女皇帝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代表豪门大地主利益的顽固派反对她,骂她“离经叛道”,叫嚷要“追效昔人”,法“先王之道”,孔老二就是他们尊奉的“圣人”。在这场斗争中,刘知几坚定地站在法家一边,在历史学领域内,对这股尊孔逆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为后人留下了《史通》这样一部进     

论“文景之治”——“让步政策论”的再批判

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景帝前后近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繁荣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这是农民革命的功绩,也是法家路线的胜利。林彪一伙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让步政策论”,把“文景之治”说成是“让步政策”的样板,儒家“仁政的典型”。他们说,汉初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作了让步,“轻徭薄赋”、“除秦苛法”,造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抹煞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否定     

《荀子·劝学》评注(节选)

遵照“读一点法家的著作”的指示,结合教育革命实践,在工农兵群众的指导下,我们节选评注了荀子的《劝学》篇。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一二三八年)名况,赵国人。他是战国时期的法家杰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著有《荀子》一书。在当时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荀子总结了前期法家的历史经验,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坚持法治路线,提出了“隆礼尊贤”的政治口号,要求革新,要求进步,要求统一,从理论上对     

“四人帮”吹捧黃老之学居心何在

王张江姚“四人帮”,曾指使其御用文人,连续抛出《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与汉初巩固政权的斗争》、《法家路线和黄老思想》等大毒草,大肆吹捧黄老“无为而治”的进步性。这种学说有什么进步性?“四人帮”为什么这样起劲地鼓吹它?现在应该还以历史本来面目。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作为“用世之学”(魏源《论老子》)曾经“效用于汉”(《章太炎文钞·儒道》),这是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所决定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繁刑严诛、吏治刻深”的秦王朝。“汉承秦制”。随之而起的汉王朝,就是在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秦王朝“赋敛愈重,戎徭无已”,激化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二世受之,因而不改”,导致灭亡。这使     

“法家爱人民”的谎言掩盖不了严酷的历史真实

自称“现代法家”的“四人帮”鼓吹“法家爱人民”,用儒法斗争抹煞阶级矛盾,贩卖反动的阶级调和论,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江青叫嚷:“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迫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她甚至说:“法家中无农民,农民不识字,可以有他们的代言人嘛,是否法家即其代言人”,竟把地主阶级的法家说成是农民阶级的代言人。“法家爱人民”论是孔孟之徒“仁者爱人”说的翻版。“四人帮”贩卖这一谬论,     

谈荀况“礼”的阶级内容

“礼”在工荀况的社会政治观中占重要地位。《荀子》三十二篇,有三十篇述及“礼”的重要性和具体礼节。荀况是法家的杰出代表,他所说的“礼”,既非周“礼”的继承和发展,也不是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的混合物。就其阶级内容来说,实质上是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说:“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考察荀况的“礼”,应当遵循这个原则,用阶级分析方法,抓住斗争实质,揭示“礼”的阶级内容,而不应当光从字面上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