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理论与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

“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起源于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城市只接纳了这一群体的工作,却排斥在了住房体制之外。包括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理想的廉租房的建设,因为城市户口的限制,把这一群体也排除在外,以至于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孤岛化和边缘化。     

农民工地位变迁与社会融合

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上升流动对群体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以经济地位改善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上升流动,在遭遇城市偏好歧视和统计歧视背景下,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心理融合反而会下降。受到扭曲的农民工上升机制显示,进城前的家庭资源稀释效应使得先赋性因素严重影响进城后的上升流动,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对促进上升流动并不显著,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为主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回报率也相对要低。     

农民工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生计资本缺乏,在可持续生计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因此,在其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农民工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民工生计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研究农民工的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不仅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而且对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需要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相互协作,也需要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社会弹性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合

通过将弹性概念运用到社会生活领域,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层面出发,将社会弹性分解为机会平等、社区包容、社会支持、创新能力和心理弹性五个维度,采用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课题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社会弹性与农民工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在整体上呈现出从经济融合到心理融合的层层递进趋势;社会弹性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机会平等和心理弹性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作用尤为突出。     

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对广州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却在经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保障方面都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农民工和城市社会三方力量的共同努力。     

经济增长:从相对价格角度的解释

和通常从供给方面理解的增长理论不同,本文从需求方面、特别是从相对价格角度解释经济增长。本文从企业、行业、封闭经济、开放经济等不同层次考察了经济增长的各个侧面,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是生产者使市场需求曲线吉移,从而按更高的价格销售更多的数量。在需求扩张的背后是生产者的创新活动。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让体育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纽带

长期以来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作为一对矛盾存在于国内和国际社会之中,而这对矛盾是否能合理地得到解决关系到世界各国的融合、我国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近些年来一系列体育盛会在中国的成功举办不仅带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向世人展现了我们新的国家形象,不但让我们看到自己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偏见。由此可见体育成功作为一种推动力加快了我们和世界的融合。然而体育的巨大作用在解决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矛盾中却鲜有提及。在此从农民工体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当下农民工体育所面临的困境,并为如何推进农民工体育事业前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厘定与理论阐释

社会融合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没有达成一致认同、模糊不清的概念。维度标准划分的多元性、交叉性,导致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概念表述也存在界定模糊、缺乏针对性等缺陷。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外来移民社会融合概念的基本内涵,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选用城市融合来描述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这一过程更为贴切、合理、有针对性;保留自身一些良好的传统秉性,同时也积极适应新的城市文化,应该是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合理道路;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是农民工在享有平等权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     

农民工住房问题的体制约束与创新构想

农民工住房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的特殊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住房问题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是城镇化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任务,但目前面临着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住房建设用地配置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以及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缺失等方面的约束。因此,要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就必须进行体制创新,化解当前所面临的体制约束。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起以农民工流入地为主的管理模式,建立和实施按常住人口配置住房建设用地的制度,建立与常住人口挂钩、分级负责的财政体制,发展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和竞争性住房金融市场,并以两政改革驱动建立地方政府激励机制。     

农民工住房态势及其政策框架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农民工住房供给总体处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的状态。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应在遵循相应基本原则和总体思路的基础上,建立＂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规范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完善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财税支持制度、金融服务制度、土地供应制度和规划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农民工住房供给总体处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的状态。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应在遵循相应基本原则和总体思路的基础上,建立＂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规范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完善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财税支持制度、金融服务制度、土地供应制度和规划保障制度。     

污名与歧视:农民工社会身分的建构

农民工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群体.虽然农民工的社会身分在本质上指涉农民,但作为第三种社会身分类型,农民工的标签粘贴和身分建构又不同于农民的身分建构.它不仅是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与自我角色认同的结果,更是一种社会各方面互动的过程建构.     

农民工城市融合理论述评

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发现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文献主要有社会认同、社会比较、社会角色、文化适应四种视角,进一步探讨四种视角的优缺点,并引入社会空间视角。     

留守妻子与社会和谐: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性别差异。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留守妻子,在社会互动中为自身及其家庭创造和积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维持甚至提高了自身及其家庭在乡村社会中的结构位置与网络位置,使半流动家庭作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一如继往地发挥作用,从而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称谓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形象变迁

一个群体的社会称谓反映了主流社会对该群体的总体认知和评价。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外出人口拥有众多的社会称谓,如流民、盲流、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等,这些社会称谓与主流社会对其的接纳程度相吻合,因此形成的农民工社会形象是在农民工主体缺位的背景下由主流社会根据自身需求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塑造。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亟须通过社会的全力合作,引导农民工主体回归,最终实现农民工相关社会称谓的消亡。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有恒产者的恒心:农民工住房状况与就业稳定性研究

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合并,探索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在打工所在城市有住房的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更高.其次,通过对可能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观察发现:住房产权通过房奴效应和锁定效应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房价上涨会提升有房农民工的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及其政策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选择重庆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四个维度来分析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表明,新时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关键是要把以人为本、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作为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为方向。     

社会排斥理论视角下进城农民工住房需求问题的研究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居住空间是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对进城农民工表达了强烈的社会排斥。文章建议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将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外来低收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满足他们基本住房需求。不过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必将会使资金供给不足问题更为突出,笔者认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还要广开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