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国有土地制琐议

本文运用广义和狭义的国有土地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有土地。认为广义的国有土地是指国家主权所控制的土地——即领土;狭义的国有土地是指国家主权与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国家以土地所有者身份直接经营管理土地,或租给农民耕种而收取地租,形成租赋合一的情况。中国封建社会国有土地的削弱除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外,还有人口的增加;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及农民强烈要求土地等几个原因。文章还分别对宋明官田、清代军屯、漕屯及部分国有旗地、官庄等国有土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重农抑商”与地主制封建经济的形成

“重农抑商”与地主制封建经济的形成傅兆君问题的提出在关于春秋战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学术争论中，各家普遍地认识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比如，主张西周封建论的某些学者认为：“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这是在东周时期引起社会经济发生许多巨大变革的主要根...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封建”概念辨析

“封建”的本义为“封土建国”,殷周实行此制,秦汉以下虽保留封建制的某些部分,但社会制度的主体已转化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地主自耕农经济。然而,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涵义发生偏误,流行的泛化封建观,既不符合古义,也大异于西义,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此种泛化封建观,不利于古今史论的承续,也不利于中外史论的对接。建议秦至清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     

汉唐间的土地买卖问题——兼论封建土地所有权

汉唐间的土地买卖,以及与此相连的封建土地所有权问题,历史上就有争议,至今仍然意见不一。较早的争论出现于马端临《文献通考》。该书评论唐朝均田制,引了叶适的一段言论:“要知田制所以坏,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马端临说:“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卖其田,而田遂为私田。此说恐未深考”。他认为“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两人都把土地买卖与土地所有权联系起来,但在时间上看法不同。解放后,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中,再次碰到这个问题。一些同志指出:“根据经典著作的指示,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实,土地买卖可以作为衡量土地所有权的标尺”。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不过是一种“诡诈的买卖”,它“不但不能证明‘自由的私有权’的建立,反而意味着在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以土地所有权的丧失而换取使用权为其特征”。更有同志提出:“所谓经过买卖的私有,只是在封建法律下被承认的,而法律是统治者所订”,因而认为土地所有权“在专制封建主义的中世纪‘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这里的分歧就不仅涉及汉唐时期(乃至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性质、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理解了。本文试图结合汉唐间土地买卖的事实,对“封建式的私有”谈点粗浅意见,供讨论。     

胡宏“封建”思想研究

本文以胡宏有关“封建”的论述为中心,具体考察其在不同时段、不同政局下的论述变化。其论述大致由肯定郡县制,只是修正郡县制在实行时的缺陷;再到在史论中隐约批评郡县制,意欲恢复封建;最终全面论述封建建制。认为封建是大法大本。其论述虽看似循序渐进,实为在具体时势下的权衡结果。     

关于“封建”概念的对话

“封建”一词的泛化使用，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景观。一件事物，无论好坏，只要扣上一顶“封建”帽子，即代表落后、腐朽。封建习俗、封建迷信、封建思想……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封建”一词如何陷入泛化使用泥淖？哪些入、事为这一路向的推手？泛化使用的惯性及日用不知，又如何将我们五花大绑？时至今日，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封建”？为此，樊良树博士专访了《“封建”考论》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     

楚汉“复封建”述论

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以御海内”,完成了结束列国纷争、建立统一政权的历史使命。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应以何种政体进行统治?当时朝臣中有“行封建”和“行郡县”的两种主张,廷尉李斯力主不可复行封建之制,深得始皇赏识:“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由此废止了由来已久的封邦建国之制,建立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政体。一时之间,似乎秦的统治固若金汤,将传之万世了。 不料,陈胜、吴广登高一呼,天下响应,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使土崩瓦解了。在反秦大起义及其后的楚汉之争中,六国之后和军事实力派纷纷称王;当时的社会舆论更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复封建”思潮。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本义拟从两个方面,对楚汉“复封建”的问题,进行探讨。     

为“封建”和“形而上学”正名

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思维的模糊性，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概念的不确定。这可能使思维富于变幻，不至陷于机械论，而且包容量阔大，可以纵横八极而游刃有余，这使传统的模糊思维有其超越性和特殊魅力，今人仍应从中汲取营养；然而，概念内涵的游移，也可能造成概念的滥用，丧失思想的确定性和精密性。如果说，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与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吻合，而时至社会发展神速、国门日益开放的近现代，思维模糊已日益不适应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需要。就当今中国史学而言，由于传统的模糊思维的惯性作用，又…     

从封建赋役制看唐代的商品经济

以往,人们总爱以“草市”、“墟市”来证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似乎如此,又未尽然。“草市”、“墟市”确乎表明农村商品交换在唐代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仅此尚不足以说清唐代商品经济的本质之处。 从本质上讲,封建自然经济中的农民不属于商品生产者。其生产目的是为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那么,封建农民既非商品生产者,又为何要出售自己的产品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本质认识易被含糊的原因所在。 对唐代农民的商品交换,当时人曾这样记述道:“今督收迫促,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有急者卖而耗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倍”。“以钱谷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     

封建“官当”制度与官僚特权政治

中国古代的“官当”制度,是封建特权思想和心理的典型体现,是“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表现;“官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王权高于一切的官僚政治的供养,愚民政策的约束,伦理政治的箝制,为“官当”的存在提供了条件;破除封建特权思想、“官当”思想,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官当”存在的社会条件。     

宋代学田制中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

我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到宋以后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是封建租佃制了。这种封建租佃制在宋代学田制中表现了如下的一些特点:许多学田被地主豪绅租占,然后再转租出去,“二地主”明显地出现了;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盛行一种小地块租佃制,不仅在学田上如此,在其他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也如此;以实物和货币这两种形态的定额地租处于支配地位。仅就以上几点给以叙述,借以说明宋代祖佃制关系的发展。错谬之处,请同志们教正。     

评中国封建赋役制的三大阶段

我国社会,按政体学划分,夏以前为自主社会,夏至春秋末为宗主社会,或称宗法社会,战国至清末是君主社会,民国以后是民主社会。按经济学划分,自主社会是原始社会,或原始共产社会,宗主社会是农奴社会,君主社会主要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胜利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中国成立前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赋役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赋役制度演变的进程,我把它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战国——北魏时期,为宗法式赋役制阶段;北魏——唐代中期为专制式封建赋役制阶段;唐中期——清为资产式封建赋役制阶段。本文拟从这三个阶段入手,考察封建赋役制度的本质。     

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之质疑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制度,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适用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在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溯源的基础上,可见其具有纯粹的行政强制性、原则上无偿性等特点.因此,应当将“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概念限定在以划拔手段让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因不再使用而被无偿收回以及作为行政处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无偿收回两个方面,从而使该制度适用的无序现状得到有效遏制.     

試論所謂“中間人物”和中間状态人物的区別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以实现文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崇高职责。这里所说的各种各样人物,包括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包括先进人物、中间状态人物和落后人物。描写先进人物,创造社会主义时代光辉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中心课题。但是,努力创造英雄形象,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其他各种人物的形     

著作方式“著”的来源与确立

“著”本字作“箸”,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书写”“记录”的含义,表示对官方文书、言论事理、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及图像的铸刻。在先秦文献中“著”强调的是著述的行为,作为“著”的主体的个人作者处于萌芽状态,其作用与地位尚未得到凸显。至汉代,“箸”隶变为“著”,连接作者与作品,表示作品的创作过程,用来描述对思想学说、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和经典注释的撰作。在汉代的文献记载中形成了包含作者、著作行为和作品的完整叙述模式,在书目著录中出现了表述作者著作方式的规范形式。个人作者在汉代崛起,“著”作为书籍的著作方式得以正式确立。“著”作为著作方式的确立过程,反映了作者身份的变化与著述意识的觉醒。     

拜占廷“封建化”史料研究

拜占廷封建主义研究是个局限性很大的课题,相关研究的史料大体可以分为政府文件、立法文书、文学作品、考古发掘(特别是古钱货币)诸种,其中成文史料过于零散,而考古发掘史料在近30年的研究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考古物的发现,加之不断更新的科技分析手段,其得出的许多结论使得定性研究得到量化的准确说明,弥补了文件、文学和立法材料证据的不足。但是,相关研究中史料固然重要,但这几类史料中每一种史料对于拜占廷封建主义和城乡经济生活的研究又各有其局限性,在实际运用中要格外谨慎。     

屯卦“利建侯”与周初封建诸侯

屯卦的主体意向展示了周初分封诸侯的历史事实,通过对该卦形成背景的分析,匡正对“利建侯”的不合理解读,可以看到《周易》卦辞与爻辞反映的周初政局的情况,进而还卦辞以历史真实。     

关于封建结构中的“存储”问题

一、“存储”的内容和分类什么是封建结构中的“存储”呢?请读《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史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朝开国后经过七十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一方面老百姓“人给家足”,经济上开始富裕起来,有了一定的积蓄;另一方面封建国家也“府库余货财”,掌握了一批财富。不管是封建国家还是百姓个人手中所积聚的财物,都可以叫做社会“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