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彩陶蛙形纹饰新解

蛙纹是马家窑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纹饰之一，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美术学界已对其探讨颇多。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家窑文化蛙纹做一个新的解读：马家窑文化彩陶的蛙形纹饰在不同的类型时期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即在马家窑类型时期蛙纹是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半山类型时期是以意象的手法表现，而马厂类型时期则是以抽象的手法表现。而蛙纹的这种演变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与当时人们的信仰、崇拜、认知水平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家窑文化不同类型时期所处的社会性质的差别——早期（马家窑类型时期）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中期（半山类型时期）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晚期（马厂类型时期）则已经进入到了父系氏族社会。     

关于青海彩陶的几点认识

<正>提到青海文物,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到彩陶.因此,彩陶在很多人的眼里便成了青海文物的代名词.近日整理青海省考古资料,发现关于彩陶的论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反复研读不胜欣喜,现将几点认识写出来供识者教正.     

壮族图腾初探

岭南的古代文物——铜鼓,型式典雅庄重,鼓体铸有太阳、云雷、翔鹭、羽人船、园涡等纹饰,十分生动。最引人注目的,是兀立于鼓面周边的青蛙立体浮雕。立体蛙饰分为单蛙、群蛙、累蹲蛙和累蹲群蛙等数种类型,造型别致,栩栩如生。蛙饰之间偶而也出现一些武士、马、牛撬等立雕,但都小于蛙饰,显然成为陪衬,足见立体蛙饰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古人曾经试图对此作出解释,但都没有找到过正确的答案。1963年,郭沫若看了广西出土的铜鼓上的蛙饰之后,曾说:“或解为图腾,恐未必然。”(见1963年12月《光明日报》)这里虽然只是提出一个疑问,但我认为解为图腾是比较合乎实际的。首先,蛙黾曾经被古代殷人奉为图腾。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部落彩陶上,也发现有蛙类的图象(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263页)。古代越人也曾崇拜蛙黾。由此可见,蛙黾是曾经被尊崇为神物的。其次,各民族总是把自己的图腾描绘或雕刻在适当的地方,以便供奉。突厥人“建狼头旗,志     

青海藏区部落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正> “部落”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共同体,藏语称“部落”为“tsho—khag”,其最初的雏形是由一伙人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集体。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部落随人类进入奴隶社会而逐渐消亡。青海的藏族部落制度由于受制于地理、历史和历代中央王朝的羁縻政策的需要等原因,其体制一直延续到1959年民主改革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有必要加以探讨和研究。这对于我们了解历代中央政府对青海藏区的行政管理与施政,对青海藏区的发展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凉山彝族文化对蛙的阐释

通过凉山彝族传统文献和民间故事中对蛙的阐释的概述,展现蛙在凉山彝族人们心中由来已久的崇敬;通过凉山彝族生活中的蛙符号的概述,展现蛙符号在彝民族文化生活中的广泛运用;通过凉山彝族现实生活中涉及到蛙的习俗的概述,展现凉山彝族现实生活中体现出对蛙的认识。通过文章的论述,让凉山彝族人们能够了解彝族传统文化对蛙的阐释,了解现实生活中彝族涉及到蛙的习俗文化内涵,传承和发扬彝族的传统文化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青海汉俗的建构特色及意蕴

<正> 民俗是一种人类群体(民族、氏族、部落等)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与该民族的群体文化具有整体统一性,同时又有其有别于该民族其它文化形态的独特性;它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因为它是在千百年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又有其时代断面的标志性;它既是民族群体风俗、习尚的共性稳定体,又是容易受地域、环境、气候、交通乃至周边其它民族习俗影响的个性杂合体。本文试图根据这一认识,以青海汉族习俗为例,就其建构的特点及其哲理意蕴作一点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的文化传承。任何民俗事象之所以能成“俗”、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为群体接受并传承下来,是因为它具有对该文化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的适应性和选择性。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指出的“在文化生活中和在语言中一样,选择都是首要的必然现象。”在各式各样可能的文化旨趣构成的巨大弧形上,“一种文化,它的同一性有赖于对这一弧上的某些片断的选择。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类社     

略论“”纹源流

略论“”纹源流安旭“”纹是一种古老的装饰文样，在研究、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热潮中，不少人关注过这种纹样，也有不少议论，诸如“”纹是土家族的吉祥纹样，“”纹是中原汉族的传统纹样，“加珞”（十字纹）与“”纹是藏族传统纹样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提出了这一...     

关于青海考古工作的发展问题

青海的考古工作,其起始是与全国的考古工作同步的,甚至建国前还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面。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博士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史前彩陶遗存之后,与美国人在中亚安诺（ANAU）遗址发现的彩陶做了对比,错误地得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结论,并设想了彩陶东传的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两条路线①。为了。验证这一推断,在1923－1924两年间调查了甘肃、青海的五十余个遗址,将这一地区的远古文化首次辨认排列为齐家、仰韶（半山）、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②。40年代夏拥先生通过一些具体的调查试掘,订正了齐家与仰韶的年…     

试论青海民族文化的共聚性特征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世居民族就有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六个民族。但在与外地人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时，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人，总是以“青海人的”形象和身份出现于各种交际场合的．而外省人也以“青海人”相称呼。于是，这个“青海人”的称名就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反映了青海各民族的文化所具有的共聚性特征，即在特定的青海这个地域范围里，在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互相学习、相互交流、吸收汇合和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具有的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心理特征，我们称之为共聚性特征。这种共聚性…     

金源文化阶段性发展述论

11-13世纪,女真人经历了部落迁徙,部落联盟到民族形成,民族政权到国家政权,政权消亡到民族解体的历史过程.金源文化随着创造文化的主体--女真人地位的变迁而呈现阶段性地发展,金源文化先后经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金代主流文化和民族解体与文化分流四个阶段.     

由“毛古斯”看大通舞蹈纹——兼论生殖崇拜与原始舞蹈

本文由土家族毛古斯仪式舞蹈切人,论及原始宗教与原始舞蹈的关系,以及生殖崇拜在原始舞蹈中的具体形态。通过对大通彩陶舞蹈纹的创作背景的思考,将大通彩陶舞蹈界定为以生殖崇拜为目的的舞蹈类型,其连臂踏歌形式是原始舞蹈的主要形态,也是今天歌舞形式“踏歌”的滥觞。“毛古斯”和“大通舞”两者都是男性崇拜信仰的具体表现。     

西部民族歌舞的审美风韵

西部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从西部广大原野中出土的各种文化遗存中 ,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歌舞在西部少数民族远古生活中的基本情状。由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新疆库车县城以北 2 0公里处的“苏巴什古寺” (昭帖厘佛寺 )中挖掘出的“龟兹舍利盆乐舞图”生动地再现了龟兹歌舞艺术的真实风貌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陶盆”,内壁绘有五人连臂纹饰 ,真实地记录了新石器时代先民们舞蹈活动的具体情景。有的学者认为 :“舞蹈彩盆中的动态与藏族和羌族的锅庄舞形态最为接近”。1据《新唐书》载 :“周武帝聘虏女为后 ,西域诸国来媵 ,于是…     

青海历史建置述略

<正> 青海省位于祖国的西北、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资源丰富的省份。据考古发现,早在二万三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青海柴达木一带有原始人类活动。在据今六、七千年的中石器时代,青海黄河河曲一带居住着一些氏族和部落。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3600),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辛店文化(距今约3185——2640年)等,在河湟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分属马家窑等文化遗存的青海彩陶文化,以器物精     

“青海”意象与古代作家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

“青海”意象的生成体现出虚实并重的特色,青海地理位置的边远与民族战争的频繁是该意象形成的客观基础,古代作家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观念则成为地理概念转化为艺术符号的内在动因。在漫长的岁月里,西部各民族之间的战和更替、对峙融合的形势变化,不仅造就了“青海”意象的书写历史,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作家的民族文化心理从焦虑到欣喜的历史嬗变。     

丰富多采的青海古代文化

<正> 青海地处江河上游,河湟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广大的西部地区也发现许多文化遗迹。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其所孕育的各民族文化,既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又有其互相影响之处。因此,探讨这个地区的古代文化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主要就青海境内古代文化的类型、内涵、分布     

“原始民族”说质疑——与几位同志商榷

民族形成于何时?这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有不同的,其中主张“原始民族”说的就有数家。这方面的文章已发表不少,如:牙含章同志认为“最晚也在蒙味时期的高级阶段,已由部落发展成最初的民族一蒙味民族”(《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3期)。杜玉亭同志认为“民族形成于氏族部落时代”(《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他提出:“为什么不可以以氏族部落的出现作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呢?”邬剑同志认为,民族最初形态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民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迟到它的‘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陈国强等同志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最早只能追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本文拟就上述几家的观点谈一管之见,请同志们指正。     

略谈清代青海的士绅

关于清代士绅的研究要么以全国范围的整体研究为主,要么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区域研究为主,而青海作为西北边远贫瘠的民族聚居地,对该地士绅的记载见于数量很少的清代地方志等文献中。本文希望借助有限的资料来分析青海士绅的性质和特点,勾勒出清代青海士绅的概貌。此外,通过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活动,分析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重点反映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解放前青海藏族游牧部落劳动产品分配方式浅析

<正> 本刊1992年第6期登载拙文“解放前青海地区藏族部落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浅析”,该文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角度,剖析了解放前青海藏族游牧部落社会的形态,得出了其社会形态为奴隶制残余的封建游牧部落社会这样一个结论。所谓封建即表明这种社会形态以封建制为主,奴隶制残余的存在则说明其社会形态不是单纯的封建制社会,而部落的含义则是指这种沿续至解放前     

青海古代藏传佛教石雕造像艺术考略

青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多种宗教文化艺术交流之地,作为古代藏传佛教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石雕造像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浸淫。它萌发于佛教由中原入青之始,到元明清三朝随着藏传佛教的空前发展达到巅峰,形成了青海地域宗教特征极为鲜明的艺术遗存。本文即是对青海古代藏传佛教石雕造像地域风格的形成、发展及特征进行的梳理、分析和研究。     

《蒙古秘史》中的草原英雄文化

《蒙古秘史》是一部解读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书籍,草原英雄文化的精髓在这部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随着时代的演进,英雄文化的内容和侧重点也在发生着变化。最早的单纯对“力”与“勇”的崇拜,至部落联盟时期演变成了与“信义观”相联结的新标准;到了阶级社会,又增加了“忠诚观”的新内容。《蒙古秘史》思想体系的主要因素源自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基本内涵,它所体现的英雄观来自于蒙古族游牧文化所培育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