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重识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资源看,他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主潮的文学主张,其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也有相应的文化传承;在学术方法上,他的中国式的持平执中、宽容兼取的学术立场也使其学术思想能够更多地融入传统文论中的优秀因子,并更加富有包容的张力;在审美追求上,他通过对文学史的深层次体验提出以普遍、真挚、入世与超越建构新文学的基本框架。     

张载圣人观探析

张载认为圣人的主要特征是：在主观修养方面,圣人能够知礼成性;在认识能力方面,圣人能够超越“闻见之知”而达到“德性所知”的境界;在与道、万物的关系方面,圣人能够体悟天道,应对万物时兼体而不累.张载所认定的模范圣人是孔子,同时认为他自己的心性修养水平也已接近圣人.张载的圣人观维护了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注重道德修养的立场,但同时有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     

经世关怀下的晚清学术危机——何如璋《管子析疑》的思想史意义

《管子析疑》应对的是晚清一个根本性的时代焦虑：新的时局要求学术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作为学术核心的经学却无法引领整个传统学术来应对。何如璋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意在援入其学来补充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无意间建筑了一种脱离儒学正统的意义架构,在应对现实时局和整合思想资源上,管子都获得了比经和儒家更加优越的地位。尽管何氏表面上仍以儒学为诠释管子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却已暗含着将儒学拉下中心地位的义理倾向,这种倾向在“君学”、“专制”等受西学影响的观念大规模冲击中国之前便已萌发。张之洞感觉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的兴趣有脱离经义的危险,以至于需要疾呼“宗经”。《管子析疑》或即这方面的一个微妙个案。     

朱熹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省）。他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博学的大学者之一，也是我国继孔子之后封建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以孔孟之道为本，又继承并改造了两宋期间的主要流派，包括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各家之说，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把佛学和道学的一些合理性内容吸收入儒学，吸取其哲学思辨性的一面，而排斥其宗教神秘的一面，从而使儒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     

汤显祖致力教育的主要原因

汤显祖致力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除了遵循封建士大夫和学者倾心 教 育的普遍性原则之外，还在于有着他个人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把 教育作为实现其“匡时救世”政治思想的另一种方式；二是昭示对张居正借取缔讲学、毁禁 书院为名打击讲学之人(其中有不少是汤显祖的师友)的专制主义的不满；三是受泰州学派平 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对传统儒学教育有叛逆倾向。这三个原因促使汤显祖能对教育倾注极大 的热情，并在时机合宜之际(如贬官徐闻、任官遂昌)为当地的教育作出实质上的贡献。     

略论张载的文学思想

张载的文学思想可分为三个时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分别提出“易简”、“诗验天心”和“置心平易”的核心主张。他通过对天德的体认,认为人的人格境界应是对天德的效仿和表现;他文学思想的追求就是通过人格境界而通向天德,“张横渠体”诗即是这种文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密州的文化氛围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

苏轼于神宗熙宁七年至九年（１０７４—１０７６）知密州。该地特定的文化氛围对苏轼思想与创作的转变影响很大。这主要表现为：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学术氛围对苏轼以综合性为特征的思想的形成有“聚合效应”；古朴、淳厚、豪壮的民俗对生活于其中的苏轼的精神升华具潜移默化之功；而格调朴野的“东州乐府”文化则是苏轼文学创作（特别是词的创作）发生转折、飞跃的触媒。     

江南儒学的实学品格——以顾炎武为典型

江南儒学是以长三角为活动中心而奠基于两宋,活跃于明清的中国传统儒家学术文化的区域形态之一,其共性特征是不喜形上思辨而务求实学。"实用""实证""实行"是描述江南儒学的三个关键词,它们标志了江南儒学的三个基本特征和三种基本类型——重视实用的经世实学、重视实证的考据实学和重视实行的心性实学。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江南儒学的杰出代表,其学术兼具这些特征,是江南儒学的典型形态。以顾氏儒学为典型的传统江南儒学,在学术品格和文化品格上具有崇尚真知、实知、用知的特点,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具有崇尚知识之实用、实证和实践并力求其三者统一的务实性特点,这对形塑明清之际以来江南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并实际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江南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是明清之际以来,江南工商经济繁荣发展和近代以来江南的科学事业、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原因。     

《文心雕龙》論“道”

(一) 关于《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思想体系,在学术界曾引起热烈的争论。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里说他“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而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哲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不同于玄学和佛学。”茅盾同志则指出他的“二元论倾向。”最近《文学遗产》上发表了     

儒家伦理思想对藏族伦理思想的影响研究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伦理与政治学说的一种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想，儒学及其伦理思想一直占据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统治地位，并且对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产生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何以会受到藏族同胞的关注、学习、运用，并吸收其为自己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呢？我们认为，其基本原因有如下几个万面：一是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二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结果；三是儒家文化本身的亲和力倾向对藏民族产生的强大吸引力的结果；     

武后时期文馆的特殊形态及价值

武后从掌权起到退位前，新置了北门学士、珠英学士两个文馆，改建了习艺馆。这三个文馆较之一般文馆，在馆名、馆舍、职官上都有所不同。文馆建置虽出于服务武后个人的目的，但仍是借着尊儒重学的名义成立的，且其运作也遵循儒馆学术传统，而并未另搞一套，儒学在文馆事务中仍然起着引领作用。北门学士是翰林学士和修书学士的复合体，职责是内廷草诏，禁殿修书；珠英学士以编纂类书、诗歌唱和为主；习艺馆以对宫廷女子开展儒学教育和艺术培养为主。尽管每个文馆自成系列，性质有别，但都在传统儒学的规导下运作，馆务也在儒学学术体系之内展开，并在文学文献建设、文学人才培养、引领朝野诗风、促进诗体发育方面对当时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此其价值所在。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张载哲学诠释范式的历史反思

对张载宇宙论和心性论之理论内涵及其关系的理解,在宋明理学史乃至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各种不同倾向,而解读者本身在“前见”上的差异正是造成张载思想理解中分歧的根源。本文分析并评价了从传统到现代学术背景下张载哲学诠释的基本范式,提出只有以思想的终极关怀、终极问题为基源,并遵循思想体系自身的逻辑理路,才能合理解决张载思想诠释中的歧见而作出恰当的解读。     

一代儒宗 流风长存——文翁化蜀对巴蜀儒学流传发展的影响

文翁兴学化蜀，不仅开创了中国地方官立学之先河，而且开巴蜀学子入京师受业经学博士之风气。儒学及其经学传入巴蜀，与蜀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并得到长足发展。西汉以后，受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扬雄、杨终、杜甫、宋庠、吕陶、范祖禹、魏了翁、宋濂、杨慎、钟肇鹏等历代著名人物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做了充分肯定，亦体现了巴蜀儒学的流传发展。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教授于巴蜀外，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与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现代诠释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诠释是独具特色的。他首先指出大气磅礴是张载关学的精神气质,认为张载承接孟子的"浩然之气",发扬了儒学的生命理想和创造精神;其次,他肯定援道入儒、儒道融通是张载关学理论建构的关键和枢纽,确立了北宋儒学形态的路径和方向,对于宋明理学的奠基有历史性贡献;最后,方东美对张载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着讲",善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反观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寻求中西思想价值的归致和贯通。     

崔大华的儒学论说及其意义

儒学观念体系是一完整的文化生命宇宙,为思想圆环,且环环相扣。在此总的研判下,崔大华先生的《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创新,是其方法与内涵的统合理路与完整统系的思想创新。《儒学引论》在理论支点上是圆满的,在理论形态上是完整的;《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定位是充足的,理论重点是突出的。他对儒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三:一是确证儒学稳定结构的三个理论支点(命、仁、礼)及其历史演变的三种理论形态;二是判析现代儒学研究的三种理论定向及生活呈现的完整精神空间;三是透视儒学再生的现代性困境及未来拓展的文化生命事业。他的两书保持着传统思想观念体系的道德自律精神,其理论研讨所确立的全新视角与其学术考察所拥有的开放内涵,为儒学的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衔接,提示了内在的逻辑理路,并为儒学未来的发扬光大和影响世界的命运,提供了可能的范式。     

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

中国近代文论,表现在外部形态上,是新旧并陈、旧中寓新、中西交汇、新质萌生。而在深层次的“内部形态”方面,中国近代文论则有五个突出特点：一是鲜明的反传统精神,以及求变、求新和经世致用的近代意识;二是打破了杂文学观念,由以诗文为文体中心转向了小说和戏剧,形成了近代文体中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互为依存的文学体系;三是主张言文合一,倡导文学的通俗化;四是汲取西方先进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以新的理论武器和思维方式试图建构中国近代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五是翻译文学的出现为中国提供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可能,从而产生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     

世纪之交的新时期文艺理论

新时期文论在改革突进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以及几次研究重心的转移,都跟引进和学习西方现代文论的先导和激发作用有关;而新时期文论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特别是“两个脱节”（与传统和与实践的脱节）的倾向,也跟过分求新求变的风气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过度的、无节制的、无选择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新时期文论的各家各派要想摆脱“两个脱节”造成的“疏离”境况,获得超越性发展,就必须面向新的综合,走综合创建的道路。综合创建的关键在于异中求同、贴近实践和相互沟通。     

在竞争中生存——试论张载的本体论思想在儒学复兴中的作用

儒家哲学在汉初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之后,随着道教的成立和发展以及印度佛教的传入,在中国的哲学史上逐渐的形成了儒释道并行发展的现象。由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地位高于儒学。为了儒学的复兴,张载建立了他的太虚即气的本体论。本文通过对探讨儒家本体论在隋唐之后的缺失,以及张载在本体论方面对《周易》和佛教思想的学习进而审视其在儒学复兴中的历史作用。     

论扬雄对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扬雄志在成为孔子道统的传承者,致力于恢复先秦孔孟儒学的人文理性传统。他生平受儒家文化影响熏陶很深,又得道家思想浸润,以儒家思想为基质、为主体的同时,儒道互补倾向非常鲜明。他对尧舜、孔子等儒家所尊崇圣人的高度评价,实际已开阐论儒家道统之先声,对孔子、孟子、荀子的评判,对五经的褒扬,对诸子的评判,都反映了西汉学者的学术态度,映射着当时学术发展趋势;由对儒学与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基本认识,扬雄在其思想体系的理论构建上则呈现以儒学为主体、以道家之学辅之的面貌,其天道观、仁义观、人性理论、修身思想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