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医院(1904-1927)

1904年,中国人建立了红十字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了更好的开展红十字会工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建立了红十字会医院。此后,随着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红十字会医院不断发展并扩大其规模,逐渐形成红十字会的五大医院。不仅如此,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医学教育和医疗人才的培养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大量优秀的医学人才。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也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生活数字

红十字会：我国应急安全教育普及率仅为1％ 9月7日，“第二届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北京落下帷幕，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闭幕式上表示，目前中国应急安全教育的普及率仅为1％，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少年运动简论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的“复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首创红十字青少年组织,吸纳学生会员,参加训练与服务。其中,红十字少年会是红十字会大力倡行的红十字青少年组织,虽然由于时局原因,历时较为短暂,但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未来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红十字会会史上的"红十字周"综论

通过对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的七届红十字周进行综合考察,就举办红十字周的目的、活动开展状况及成效进行了论述,指出红十字周活动虽因战争受到制约,但这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还是成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红十字会的影响,推动了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红十字会立法初探

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开启了民国社会红十字会立法的帷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数次修订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到40年代末草拟<中国红十字会法>,逐步建立起较严密的红十字会法规体系,在规范红十字会组织、增强慈善救护能力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民国时期的红十字会立法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行政监管色彩浓厚;二是立法水平有限,若干条款不够精准;三是实施效果受时局影响较大,法律缺乏稳定性.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外交述评

围绕抗日战争,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对外交往,向国际社会控告日军侵华罪行,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红十字会、各国红十字会开展对华援助,接受国际社会医药、粮食、医务工作者等物力、财力、人力的大规模支持,出席国际红十字大会,发起成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加深了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感情,在对外交往中认识和改进了红十字工作的缺点与不足。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对外交往,是战时中国外交的主要组成部分。     

"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简论

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进入“复员时期”,其工作重心由战场救护转变为社会服务。在编织红会“服务社会”的多彩画卷中,涌现出一支新生力量——红十字青少年组织,从而揭开了中国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初页。本文对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缘起、组织的建立、活动进行探析,以期揭示“复     

人道·博爱·奉献——徐州市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诞生于1863年,起源于战地救护,是战争的产物。创始人是瑞士商人亨利·杜南。国际红十字运动主要从事人道救护工作,随时间推移,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在14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统一、普通”的七项基本原则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它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它的目标是“动员人道力量,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人道·博爱·奉献——徐州市红十字会@张大为 @张超宇     

民国时期北平红十字会慈善事业述论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实践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程相互映照、风雨同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北平红十字会揭开独立办会的序幕;抗战期间,尽管生存维艰,仍勉力救护、扶危济困,展现出人道情怀和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进入“复员时期”,工作重点转为从事“专为和平建设之社会服务”,日常注重社会服务意识的宣传,并广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以“达成伟大自助助人之使命”,使“社会国家自跻于康乐富强之境”。从区域史角度回溯民国时期北平红十字会历史,既看到富于地方特色的人道壮举,同时也可感受到,在近代险峻的历史氛围中,人道慈善事业与民族革命主题交相呼应,在红十字领域里散发出民族精神的光芒。     

近代苏州红十字运动研究

本文梳理有关资料,对苏州地区(今苏州大市范围)红十字运动在近代的演进轨迹进行考察,认为无论在战争救护,还是社会救济、环境保护等方面,苏州红十字会均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在近代的历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组织建设缺乏长效机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中国红十字会救治1918年浙江时疫述论——以《申报》为考察中心

1918年浙江时疫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派遣救护医队奔赴疫区,开展救援活动.在这次救治活动中,中国红十字会深入疫区,施诊赠药,调查疫情,宣传和采取各种避疫措施等,推进疫区公共卫生建设,有效缓解了时疫对浙省社会的冲击.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组织的相互配合,红会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无私奉献精神以及预防和治疗并重的救治活动是此次时疫得以顺利肃清的有力保障,显示出民问社团在社会救助中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暴露了红十字会救灾力量分散和不足的缺陷.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几个断面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的救护总队部,翻开了抗战救护的新的一页。本文以四次长沙会战救护、敌后战场的救援行动、中国远征军随军救护为中心,再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业绩。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筹措

经费是中国红十字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其经费的筹措方式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会费、二是筹募捐款、三是国际援助、四是政府补助、五是基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红十字会在筹措经费的过程中不仅扩充了自身的力量，而且还广泛宣扬了红十字精神，其形式多样的经费筹措方式值得现代慈善团体学习与借鉴。     

中国近代红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 1904 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间社团。它的产生、发展和流变与中国近代社会息息相关,但有关红会史的研究状况却与丰满、复杂的红会史本身不相协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池子华教授的新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作为“中国红十字书系”之一种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同时向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一《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凡七章,近40万言,在占有丰富翔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红十字会与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作了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考察。本书开宗明义,“力图全方位再现中国红十字会在不…     

绥远抗战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

1936年11月绥远战争爆发,中国红十字会秉承“博爱恤兵”宗旨,积极开展人道救助。一面联合上海其他组织设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筹集物资,发起募集救护车运动;一面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经济委员会,筹募救护款物。与此同时,训练救护人才,支援绥远分会的战地救护;设立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协调战时救护行动。在社会各界的倾力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圆满完成救护任务。     

中国最大的侵权——滥用红十字

白底红十字是世界红十字运动和国际三大组织之一的红十字会的专用标志。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和平时期,红十字标志只显示被标示物体与红十字运动有关。任何非红十字     

建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巩固国际合法席位的斗争

以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参加的几次国际红十字会议为例,对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巩固国际合法席位的斗争进行浅析,认为恢复巩固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合法席位与国家独立、领土主权统一完整息息相关.中国红十字会合法席位的恢复与巩固的过程,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上)

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1938～1942年),是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最辉煌的时期。文章依据档案、当时的报刊、文献、口述历史资料及该会内部资料,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组建、空间及内部组织结构变迁、与卫训总所的关系以及“内部风潮”的潜滋暗长对抗战救护事业的多元效应,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下)

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1938～1942年),是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最辉煌的时期。文章依据档案、当时的报刊、文献、口述历史资料及该会内部资料,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组建、空间及内部组织结构变迁、与卫训总所的关系以及“内部风潮”的潜滋暗长对抗战救护事业的多元效应,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中国红十字会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

汶川地震救援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了第一次大量参与灾后重建的机会。政府鼓励中国红十字会等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与政府和普通的NGO相比,中国红十字会拥有自己参与重建的条件和优势,在重建中也逐步确定了自己的业务范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锤炼了中国红十字会多方面的能力,也对红十字会未来的救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