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一种博弈论的视角

制度的形成是博弈的结果,博弈的均衡即表现为制度。媒介制度通常也是制度变迁主体之间博弈的产物。博弈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制度均衡。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博弈打破了媒介制度的均衡,引致了媒介制度变迁。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维度来看的确如此,不同的博弈格局对应着不同的制度格局。在从近代以来开启的媒介制度变迁中,政府是制度博弈中的重要主体,当政府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媒介制度的演化路径是由政府掌控的,但当政府的力量面临挑战,媒介制度的演化一般会有一个充分的博弈过程,最终的制度安排一定体现了各方力量的对比。     

港口民营化的制度供求分析

从供给的角度看,政府、港口企业和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所有者)是港口民营化制度变迁的主体,他们的态度、地位、行为、作用方向、作用力大小及相互关系的定位决定了制度博弈的结果。受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我国港口民营化改革始于中央政府作为初级行为团体认识到存在一些现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取的收入,改变制度安排才可能实现这些收入。因此,从宏观制度结构变迁看,它是以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而从微观的制度安排变迁来看,则发生着越来越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制度需求受人们利益偏好内因和制度选择集合、技术进步、要素与产品相对…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

组织运动的动力之源是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这种非均衡博弈关系反映了公共组织中组织单元(智能元)既是一种彼此相关依赖、相关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存在着彼此之间在资源、地位、影响力、权力和权威等方面的一种不均衡和非对称的竞争关系;利益群体的相互博弈会产生一种组织化,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社会利益格局的均衡是由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通过非均衡博弈实现均衡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基于一项文献研究的考察与评析

对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探宄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传统,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即结构一制度与制度变迁视角。结构——制度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限定。其特点是重视组织行为的社会规则,力图呈现基层政权行为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制度变迁视角力图从动态的时空背景中来呈现基层政权的组织行为与乡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突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重塑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意义。制度逻辑一方面彰显了制度因素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重要性．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层政权的主体性与政府间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塑造该组织行为的影响。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从供需均衡与效用选择角度探讨法制利益的形成机制

法制利益是权利的外化标志,而权利是法制利益的高度抽象.权利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益主体对权力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当二者达到均衡时,产生法制均衡一良法.而这种法制均衡的精髓在于:法律制度的严苛程度是由权利的丰富程度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而法律制度就犹如商品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是社会生活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中国古代人事选拔制度变迁及其动因

统治者、官僚群体和平民百姓围绕官吏选任方式的理性自利博弈,是导致中国古代人事选拔制度变迁的本因。阶层利益均衡是评判选官用人制度稳定与否的标准尺度,这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坚信政治结果就是行为者策略性计算结果的观点不谋而合。以我国历代人事选拔制度演进脉络为主线,用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工具,对制度变迁及其动因进行全方位研究,并深入挖掘古代人事制度变迁对今天人事选拔的指导意义。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

在社会的权力体系结构中,不仅宪法秩序、利益集团的构成与力量对比以及利益集团的博弈方式和公共决策形式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选择;而且相关行动团体的支持力度、制度资源的约束以及制度需求与供给均衡状况、以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结构因素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状况以及政治企业家个性等方面因素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人类权利行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利益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初动力、基本态势和政治经济系统的深层结构.产权即权利问题,社会权利结构与利益结构具有同构性质,社会制度变迁即社会权利结构的转型.市场和企业同是权利交易的场所,权力和权利的争斗属于权利者之间的交易,权力交易是权利交易的变异形态.制度是权利运行模式,决定制度背后的因素是权利行为能力.企业和国家制度演进性质即为权利结构变动,非对等权利行为能力是其演进的内在逻辑动力.权利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权利均衡决定于资源禀赋结构的平衡,任何组织的分散而均衡性权利结构变动的目的在于获得更高的适应性效率.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

在社会的权力体系结构中,宪法秩序、利益集团的构成与力量对比以及利益集团的博弈方式和公共决策形式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选择。由于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与既定的方向前进,比重新选择新的路径要容易和方便得多;因此,初始的制度选择便会产生一种类似于惯性的作用并进而强化现存的制度。此外,相关行动团体的支持力度、制度资源的约束以及制度需求与供给均衡状况、以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结构因素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状况以及政治企业家个性等方面因素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