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论王夫之诗学的语言之维

在明清学术嬗变之际,王夫之系统阐述了气一元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天地间象器的一种存在形式,形上之道寓于形下之器,离器无道,道以言显,如此以语言开显人生境界,彰明天地之道,为"道学问"打下坚实的语言哲学基础。而他将时间维度引入语言意义的理解中,批判了语言工具论,辨析了"名"与"实"的一体两面性及其间存在的断裂性质,认为"名"不表现本体,而是通过言说本体之用来表述意义等观点,揭示了语言的时间性和实践性等特点。这又不同于清代的考据学,彰显了王夫之思想的独特性。这种语言哲学思想体现在诗学上,是主张"以言起意",不作预设地进入语言世界和意象世界,以明诚之心亲近自然、关怀宇宙,开显人生的诗意境界。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章实斋评戴东原——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二

会稽章学诚字实斋,休宁戴震字东原,都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章氏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戴氏是著名的思想家。 由于章学诚在做学问上强调“经世致用”,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对脱离当时现实生活的考据学(亦称汉学)笼罩整个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抱着“持世而救偏”的宗旨,因而对这种处于官学地位的考据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批判中间,势必要涉及当时的社会名流和权威人物,所以他这种批判精神,在当时社会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和欢迎,相反遭到了社会上对他很不公平的待遇,明枪暗箭,一齐袭来。特别因他批评了汉学大师戴震,于是长期以来一直遭到指责。说他批戴完全是出于“门户之见”,目的是“维持宋学”。直到解放后,有的文章还把批戴笼统说成是章学诚“六经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浅析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的卷首提出的重要论断,关于这一命题,学术界说法不一。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即"六经皆史"的提出、内涵、意义及阶级实质来通观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全貌。通过具体论述认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核心,它是以持世救偏的姿态出现的,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社会思潮,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学界对章学诚<史德>的解读有不同看法.笔者研读之后提出三点新的认识:一是章学诚指出"识"有三种:断义之识、击断之识、文士之识.二是"史德即心术"实为史家之思想品德.三是章学诚所云"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之"天",不是指客观历史事实,"人"亦不是指史家.只能按章氏之说理解,即"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因而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不是指正确处理史家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真相,而尽量不加之以主观;而是说史家尽可能使自己的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同时不增加气、情"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的程度.     

马端临《国风》“淫诗”说述论

<国风>"淫诗"之说,源于宋代,欧阳修<诗本义>说<静女>,"此乃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1]197解<野有死肩>"吉士诱之"为"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1]192蛇并说"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说<东门之扮>"陈俗男女善淫风……男女淫奔多在国之郊野,所谓南方之原,犹东门之墠也".[1]211"这样直指某诗为淫诗,也可以说是欧阳修启其端."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     

章学诚杂文学思想探析

清代浙东学派经史文三位一体,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而且有文学上的实践,章学诚即为其中之集大成者。以《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相比于浙东先贤,章学诚在对经典的引用与表述中,更加注意六经之间的互通,对六经的表述趋于细化。相比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对史的重视则更多在于理论的提升方面,“六经皆史”极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在关注文学性的同时,将经史引入文学,体现出杂文学的特质。章学诚的文学创作亦体现出经史文的融合。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重要环节。巴蜀学人蒙文通、刘咸炘试图重塑浙东史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刘咸炘构建以章学诚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以此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的差别,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将南宋浙东史学构建成为儒史相资的典范,以此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冀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可探明传统学术的流变,以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借鉴。     

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袁枚批评

章学诚对袁枚《随园诗话》有专论文章,态度激烈,语言犀利,研究专家多斥章学诚为卫道。本文对章批《随园诗话》进行了简略的考察,认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对袁枚的批评可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不是所谓简单的"卫道"也不是空言无依,网人入罪,而是袁枚在《随园诗话》及其著作和个人行为的具体揭示,也是章学诚文学观念的具体展现和"文不空言"的有为之言。     

章学诚史传论三题

章学诚通过对"列女传"内涵的阐释,扩大了女性立传的范围,这是章学诚在封建道德范围内的对妇女人格日趋单一化的反拨。章学诚不仅唯"史意"是求,而且留心"史例",提倡建立《帝王传》与《史官传》:前者出于其对"本纪"的独特见解,《帝王传》的创立有利于解决《本纪》一身双任带来的尴尬;后者不仅是出于一种史家类群自我存在的认识,更表现为一种史学学术史意识。     

由“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南汉春秋》与《南汉书》之撰述路径及学术价值

刘应麟与梁廷枏先后著成纪传体南汉史,而旨趣不同,所著之书亦表现出不同之面貌。刘著《南汉春秋》,意在“以纤琐见长”,故所重一为“广搜”,一为“分析”。梁著《南汉书》,旨在“成一家言”,故竭力从事于整齐体例、考核异同,并别辑《南汉丛录》《金石志》《文字略》为一书,不使与纪传正文相杂。从“以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一种治学路径,二者皆不可或缺、各有价值,与章学诚由“记注”到“撰述”之理论设想具有相同精神内核。在“成一家之言”成为著述者普遍追求之学术环境中,刘应麟不妄作史而甘为“纤琐”之态度更为可贵。     

章学诚小说观中的矛盾心理探析

章学诚在其小说观中表现出两难抉择的矛盾心理:既轻视小说,又看到小说所具有的作用;既要求小说创作应遵循史家的"实录"原则,又承认小说创作中运用虚构手法的合理性;既为小说突破史家固有的传统观念而哀叹,又认为小说的嬗变非人力所为。这种矛盾心理,是由其史家固有的传统观念与其进步的文学观相互冲突造成的。解决矛盾的出路在于:编写史籍、方志时,应对小说加以整理著录;小说创作要虚实显豁,泾渭分明;阅读者应了解文学创作富于想象、虚构和夸张的特点,做到"知其意"和"意会"。     

清人对《儒林外史》人物原型及情节本事的考据--纪念吴敬梓诞辰三百周年

清代同治(1862-1874)年间,受"乾嘉学派"学风的影响,一些学人以考据的方式来解读《儒林外史》,指认出一些人物原型与情节本事,其代表人物有金和、张文虎、平步青等.本文扫描了他们对《儒林外史》考据的发展轨迹;认真辨析了他们考据的结论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和作者的实际,从而对他们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