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诗病说猜想（下）——揭秘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关于永明诗律八病后四病"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的内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永明律体的"纽"不是指"声纽",更不是诗病,而是文人诗歌最高最完美的声律艺术."旁纽"和"正纽"的区别是:"旁纽"是指一句诗内平仄的相"黏"(求同).具体说来,就是要求"平平平仄仄"或"仄仄仄平平"两种句式中的第三个音节(单音步)必须与前面一个双音节(双音步)的平仄相同,即"仄"黏"仄仄","平"黏"平平";"正纽"则是指下联出句与上联对句的前两个音节(双音步)的平仄相同,即"平平"黏"平平","仄仄"黏"仄仄",如果违背了"旁纽"或"正纽"的平仄组合规则,即胃犯失黏诗病.2.永明律体的"韵"也不是诗病,而是文人律体诗歌押韵的原则及其规范."大韵"是指律体诗正韵的钾韵原则,即只限押平声韵,且同一首诗只能押同一个平声韵,不得出韵;"小韵"是指律体诗起句入韵也只能押与正韵相同的平声韵,不得借韵.     

读《文镜秘府论校注》附录《本朝文粹·省试诗论》

本文将日本国<本朝文粹@省试诗论>中有关声病的资料加以解释说明,阐述约一千年前日本学者对传自中国的蜂腰、平头两种声病的理解,从而窥探久已失传的诗学著作<文笔试>、<诗髓脑>的某些内容,并进一步证明<文镜秘府论>关于蜂腰病记载的正确性.     

《南齐书·陆厥传》“永明体”内涵辨证

"永明体"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跃进的桥梁,历来成为诗学话语的重要命题。对"永明体"内涵的阐释一向歧见丛出,还原其历史真实是研究的基础。所谓"永明体",是南齐武帝永明后期,文学走向繁荣,以沈约、王融、谢朓等为代表的文人,将新辨清并定目的平上去入四声,有意运用到文学(主要指五言诗)创作中,回忌病犯,形成理想的诗歌声律模式,以追求诗歌的声音之美为目的而形成的一种诗歌体式。     

律句观念源流小史

欲研究格律,必先确定律句观念。中国诗歌律句观念经历漫长演变历史,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内涵。诗歌律句观念,始于永明,约于文心,蔓衍于诗、词、曲,规模于清,概括于王力,升华于启功。     

中国古典诗歌平仄律的形成与嬗变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格律形式,平仄律的形成经过了语句内的音声对立、二四异声、四声二元化,以及篇句间的声对、粘缀与定体等历史过程。前者以一平对三仄的确立为标志,后者以律绝排体式的定型为标志。平仄规范的形成,体现为诗人群体的创新与共识、多种律诗体式的成熟与定型以及诗律概念的明晰与理论自觉。"开元十五年后",以杜甫诗歌为标志,律体定型;"律诗""诗律""平侧"等概念亦相继出现。随着不同时代语言形态与声律观念的变化,律体定型后出现了拗体,词曲兴起后出现了平仄通叶,新诗创立后基本废弃了平仄律。我们应从平仄律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出发,重新认识当代新诗体的建构问题。     

论唐代“诗客曲子词”的体式特征及其对词体演进的贡献

在词体滥觞的中晚唐时期,词所倚之"声"是俗乐"曲子"[1](P117)。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必得与"曲子"相辅相成,且深受曲体结构的约束。最初的"诗客"作"曲子",并非要将歌词当作一种单独的文体从曲子里剥离出来,相反却力求兼顾,以使文乐谐美。唐代文人既注重"倚声"谐唱以制词,又出于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迈出了词体"律化"的第一步。"诗客曲子词"的出现,从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提升了曲子辞的艺术成就,使文与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岳阳楼门联何病之有

当前,岳阳楼大门对联“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引发了联界一场热烈争论。其实,此联是律绝的首联,完全符合联律。不过,它是王力指出过的丑类特殊形式。是本体“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拗救变体,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关键是“洞庭”之“庭”在此联中应是仄声。在援引唐杜甫、宋陈与义诗和古今有关洞庭楹联,“庭”仄读作为例证,说明此联完全合律,绝非病联。     

唐宋“口号”诗考论

"口号"的形成是诗歌演进史上的重要现象。口号诗起源于刘宋时期,兴起于唐,为即时创作、随口吟成的诗体。永明"四声八病"诗歌理论导致诗歌创作方式的改变,是口号诗成为诗体并得以发展的主因。当唐代格律诗盛行,诗人们在对诗歌进行精心推敲打磨时,口号诗机智、快捷的创作特点被凸显出来,成为诗人逞才弄技、酬赠唱和的重要诗体。即时成章、要求作者有临机之能的口号诗被有巧智的俳优所运用,成为唐宋杂剧的表演手段——"辞捷"。由于宋代宫廷宴乐中的乐语关涉到皇家威严、国家事体,其文辞常由翰林学士代拟,乐语中的口号诗也由即兴创作改为事先撰写。口号的地位及价值因其创作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乐语中的口号以歌功颂德为主,格调低下,为文人所不屑,最终走向消亡;而保持自由吟诵状态的口号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王绩为律诗体最初定型者之文化文体学新证

五言诗律化经王绩已臻于定型。王绩五言诗歌创作已表现出"古""近"与"齐梁格(古律)"体制三分的意识与自觉,对唐代诗歌文体格局形成与建构具有突出贡献。王绩之所以能推进律诗体定型,当与其家族学术传统及其个人独特的思想、人格、文学观有关。先秦汉魏以来的"言志"诗说与"缘情"诗说在王绩"适性会意"之文学思想及其实践中得以有效整合。"适性会意"文学观的要义是"全和保真",而和韵错置以为体、相须而为用之律体声文乃属和其声、理其气、性其情及助益"全和保真"的最佳文体形式,自有其转喻、替代礼乐之妙用。     

豪愁国愁和己愁诗仙诗圣与诗囚--比较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

"愁"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常见题材,在唐代诗歌中咏愁诗占有很大比例.唐代三诗人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因产生时代和诗人性格原因所致,其所表现的情感内涵,也大不相同:李白多是"豪愁",杜甫多是"国愁",孟郊则多是"己愁".而且他们写愁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排闷解愁方式也各有差异.     

从声与情的关系看沈约的声律说

沈约以其声律论(四声八病说)不仅仅表现在声律等诗歌的形式上.诗歌的声、韵、调与情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字音三要素声、韵、调在自身组合中所显现出了音乐特色和感情特色:诗歌是有感的"乐音"规则排列成与感情的律动相谐调的流美的"乐章".文章认为,声律论从对诗歌声与情运动规则的角度,体现了沈约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新认识.     

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

曲词发生于唐代宫廷,而以士大夫诗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便具有宫廷文化与士大夫诗人这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温庭筠前后,皇甫松延续了声诗为词的写法,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曲词,孙光宪则代表了五代诗客曲词向北宋词的转型,从而建构了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发展链条。     

屈原名、字辨正——与黄毅、张培恒诸君商榷

屈原名"平"、字"原",而不是名"原"、字"平".我们在深入剖析<史记>、<文选>等同一文献内部易被误解的表述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从根源上就有关疑难问题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对往哲时贤提出的疑点逐一予以辨析,试图从源与流两方面全面彻底地解决屈原名、字疑案.     

汉语诗歌“拗救”说辨伪

清人阐述的汉语诗歌"拗救"理论,是没有依据的伪科学。今天的全部相关著述,包括学术性很强的权威性著述,仍然沿用清人旧说,甚至犯常识性的低级错误。唐代有完整的诗歌声律理论及规则,却没有"拗救"条文。宋人说"拗",是说语言风格、用字艺术等,有"拗"的概念而无"救"的内容。所谓"救孤平"、"特定的平仄格式"等句型,是因"仿古修辞"得来;沈约所举曹植、王粲等人诗句的论说,对此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使古体句式融入律体之中。赵执信出于特殊的治学原因,最终确立了完备的"拗救"知识体系。《声调谱》中新说很多,但"大拗双救"是典型的欺人之说。综合分析,现在可以得出结论:"拗救"这一知识体系,因新说之多而建立,也因伪说之多而瓦解。     

论新声诗的现代性

新声诗是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声诗,讨论中国新声诗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真实的现代性"的一家之说.因为中国的国情十分特殊复杂,工业文明发展的道路异常艰难曲折,在中国工业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性"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内涵".新声诗的发生、演变几乎同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步伐同步,并映射出中国特有的工业文明道路整体的历史特性,呈现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性,在各个不同层面上较全面地体现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现代性"是"新声诗"有别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传统"声诗"的根本特征.     

汉语言文化与永明诗歌声律论

一般认为,出现于南朝永明时期的诗歌声律论,直接受到佛教文化的启迪,如汉语四声说的提出是受了梵语“围陀三声”或梵语悉昙的影响。但从文化积淀的角度来说,它深深地依赖着汉民族固有的音乐和语言的文化历史渊源。一中国诗歌从诞生时就与声律为一体关系。原始社会,初民们在生存和实践过程中,无意或有意地发出一些有节奏的呼声或击打声,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愉快,把这种有节奏的呼喊声或击打声保留或固定下来,就成了原始诗歌产生的源头。随着初民的不断进步,他们把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内容加进了有节奏的呼喊声和击打声,并用自己…     

论陈亮的文学观

陈亮的文学观是以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为基点,进而落实为"明道致用".他标举"意与理胜"这一文论核心,若兼艺术形式而言,就是他所主张的"理得而辞顺",具体表现为诗、词、文等不同文学体裁均可通用的"立意精稳,造语平熟".陈亮具有诗、词、文通体看待的文学观念,并由此决定了他独特的词学观的形成.在艺术风格上.他则是喜爱阳刚豪放,同时亦不偏废清丽婉约之作.     

推动唐代律赋形成的两股内生力量:"诗化"与"文化"

作为一种兼具"诗"、"文"特征的特殊文体,辞赋在发展过程受到"诗化"和"文化"两股力量的支配。"诗化"的力量促使辞赋语言走向整齐化、骈偶化和格律化。"文化"力量则通过在赋中添加发语,插入异质句式,使用长骈句等方式使赋语走向散文化。被唐代科举定为应试赋体并加以规范的律赋,正是"诗化"和"文化"两股相反的力量均衡发展,互相妥协,达到暂时性平衡的表现形式。     

论六言诗与骈文六言句韵律及句法之异同

汉语韵律文体学理论的提出意在解释中国文学史上有关文体发展的问题。本文将根据该理论中的整齐律、悬差律以及自然音步等规则来探讨文学史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何以六言诗及骈文六言句同为六音节一句,但六言诗不见兴盛而骈文却大行其道？本文先分析六言诗及骈文六言句于韵律及句法之特点,指出“文”“诗”两种文学体裁有不同之韵律要求。六言诗之所以依然为诗,全因其诗行齐整、音步自然,满足了诗律要求。然而违反了汉语诗歌结构的最佳条件,即一个诗行两个音步,此其所以不见盛于中国文学史之故。骈文则不然,六言为句,既有诗味又合文律,故畅而无碍,得其发展者必矣。     

绝句文体批评考论

唐前有绝(句)之题,用以指称五言四句体诗,而未指称七言四句体诗。早期五言四句体尚有断句、联(连)绝、短句等多种称谓,南朝梁代文人用绝(句)字入诗题并将其确立为一种诗体专名,这与汉译佛经四句之绝(偈)的体式为时人所认同和绝字能形容意蕴之精简妙绝等因素有关。绝句作为诗体名,传达出其四句成篇、讲求文辞意境精简妙绝之文体特色。唐代以来,那些从长诗中截裁出来歌唱的四句之辞,也被称为绝句。宋元以后流行绝句即截句的文体论,是歌诗传播中截句成绝现象在文学批评上的推衍。绝句体确立的时代正当诗歌声律审美风靡文坛,绝句诗总体也呈现出近体的风貌,因此后来又有绝句截律之说,这是绝句独特的传播文化与文体风貌的共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