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研究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遏阻的制度壁垒下,我国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倒逼效应。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技能和意愿,离农、去农现象严重。因此,尽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全局有着重大意义。     

“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现实判断

文章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但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劳动力有序有效转移,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政策: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率先推动实现区域内城乡居民间基本公共服务同质同价;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我国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主要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在构建相关指标基础上,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当人口结构由红利型向老龄化转变时,这一过程将会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产业结构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以蔡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与刘易斯模型预测的"拐点"不同,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伴随着高达60%比例农村人口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现象,文章称之为"准刘易斯拐点".尽管有多方面因素促成这一现象,但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力量促使这一冲击现象尽快结束.文章认为,面对伴随"民工荒"而出现的中国"拐点"问题,中国政府政策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建立良性循环和互信互利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及劳资关系.经过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劳工之间的调适和努力,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较好地渡过"民工荒"冲击阶段,回到正常的二元经济转型轨道.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

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目前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劳动供给减少。为了对未来劳动供需关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定,采用生产函数法,设计高低两个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方案,在给定经济增长速度下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结合对TFP给出相应假设,测算得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已有的劳动供给预测结果,即可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2020年前后出现。因此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应该适应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

本文分析了当前普遍范围的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在此利用新家庭经济学单一模型理论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是与简单单一个体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相区别;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金融资本及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劳动力资本对外投资实施风险规避,在家庭内部实现收入分享,风险共担。这种经济行为带来的在工业制造和农业无法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用工荒和环境负外部性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文章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延长还是缩短？——基于Sullivan方法的实证研究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不断增长,中国人口的总体健康水平。特别是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是在增长还是在缩短？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在总预期寿命中的比例是在增大还是在缩小？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合理地制定老龄政策至关重要。本文尝试应用国际上最为流行的Sullivan方法回答上述问题。     

人口规模、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目前关于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经验研究,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STIRPAT模型为研究起点,运用中国1997～200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riscoll和Kraay基于固定效应中纠正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的估计方法,具体考察了地区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情况下,人口规模的排放弹性显著为1,因此,以中国为样本研究碳库兹涅茨曲线(CKC)并不会产生太大偏误。在反映人口结构的变量中,劳动年龄人口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户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率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