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0年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本文以广东省1990、2000、2005、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GDP数据为主要指标,通过运用GeoDA软件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块,分析各县（市区）人口、经济集聚特征及两者空间上的协调关系及差异。结果表明：（1）广东省各县（市区）的人口和GDP空间分布表现出显著的高值和低值集聚特征,人口和经济空间集聚格局变化平稳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日益扩大;（2）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均形成珠三角高高集聚和粤北山区低低集聚的基本格局;（3）广东省各县（市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协调发展类型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型、低水平协调型、滞后型和超前型四类。分析指出广东人口与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区域政策和区域空间效应等,并提出增强珠三角辐射带动能力和发展粤东西北经济增长极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省份在东部集聚,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由西部集聚到中部集聚。（2）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均等化程度增强,但区域差距依然明显。三大区域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基尼系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3）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及就业水平对本地基本型民生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人口密度对基本型民生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财政分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要注重基本型民生发展的区域均衡,增强基本型民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性,通过加大基本型民生项目建设,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社会保障均等性因素对人口城市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传统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人口发展的必然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此过程已不可逆转,但其反作用力也同时存在,并形成多种梗阻因素。为挖掘这些因素,本文从社会保障均衡发展的角度展开研究:首先基于AHP多层次评价模型构建了城镇社会保障均等化评价体系,并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省际差异及其空间格局,发现省区社会保障水平总指数存在显著正空间自相关,在地理分布上表现为集聚格局;然后应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社会保障均衡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空间误差模型(SEM)估计效果更好,政府供给是主要影响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为显著促进因素,同时佐证了空间计量分析的必要性;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社会保障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264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从集聚收益与成本角度探讨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机制,并采用含有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流动网络权重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层级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人口规模演化路径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增长特性,且1类大及以上城市的收敛增长系数最大,2类大城市和小城市系数大小相当并居中,中等城市的系数最小;工资、 第三产业发展、 教育、 医疗水平是促进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收益因素,环境污染强度是抑制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成本因素.     

我国出生性别比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对五普和六普出生性别比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十年中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空间集聚特征更加明显;计生政策、公共卫生水平、经济因素对性别偏好的影响显著,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对性别比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中国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空间一致性研究

人口流动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绝大多数微观个体向特定地区流动导致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即发生人口集聚现象,同时这些特定地区的经济集聚特征明显,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形成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本文以2000年至2015年我国省级常住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为样本,根据空间四分位图和莫兰指数识别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空间特征,分析人口和经济集聚地区的同一性情况;利用不均衡指数测算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协调性。研究发现我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一直呈集聚状态,经济指标的莫兰指数数值更大,经济集聚的程度要高于人口集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9个省份的空间相依类型相同,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相互临近,各省份人口和经济比重的匹配度非常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匹配度在持续地优化提升,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一致性。应通过弱化户籍制度、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重视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人口和经济集聚,提高人口经济集聚协调性。     

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变化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地理空间视角,根据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空间分析以及多元逐步回归,探究了东北地区1990~2010年人口变化的时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东北地区推进新一轮振兴战略并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时段内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增速趋缓,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人口增长愈加乏力.②区域内部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同.人口的迁移流动对人口空间格局重塑起到决定性作用,人口南移已是东北地区人口空间演变的主要趋势.③人口分布的"核心—外围"梯级格局表现出"极化"发展态势,人口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加剧.④人口增减变化空间配置不均匀,人口减少单元明显多于人口增加单元.大部分地级市市区人口快速增加,而中心城市周边市县、资源型市县以及边境市县的人口则不断减少.⑤经济水平、行政级别、就业水平、医疗水平、产业结构均在不同程度上对1990~201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变化具有显著影响,而经济水平对人口变化的牵引作用最强.     

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城镇化进程——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究了我国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具有促进作用;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各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从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来看,东部地区对城镇化进程影响最大的为服务业集聚,中部地区为经济发展水平,而在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工业水平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我国城镇化水平收敛性——理论假说与实证研究

以经济收敛理论为基础对我国31个省区1990-2013年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进行分析.通过设置多种空间权重矩阵将空间效应纳入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地理距离因素是影响城镇化空间相关性的主要因素;地区城镇化水平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单纯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难以缩小区域差距,政府应适当加强宏观调控作用;控制变量的引入加快了城镇化率的发散速度,与理论预期相反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增长率存在负向影响,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过大是加快城镇化水平发散的重要原因.     

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北大核心CSSCI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吸引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上升,城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基于此,文章以空气污染表征城市的自然环境,公共服务表征城市的人文环境,探讨空气污染、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文章使用2007-2016年中国74个环保重点城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呈现“U”形关系,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尚未跨过拐点,伴随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依然对人口发挥吸引作用;北方城市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对人口集聚产生挤出作用。南方城市公共服务大多已跨过“U”形拐点,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北方只有部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跨过了“U”形拐点,对人口集聚发挥作用,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尚未跨过拐点。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U”形关系。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状况评价及空间分布模式分析

文章以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各区县的人口总量和GDP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分别计算出京津冀地区各年份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对比分析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规律。并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及经济分布的空间集聚现象,揭示京津冀地区在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间,京津冀地区的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都在向东北方向移动;京津冀地区人口空间集聚呈现高-高、高-低、低-高三种特征,经济空间集聚呈现高-高特征。     

京津冀县域人口城镇化时空格局及驱动力研究

文章基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采用ESDA方法分析京津冀地区县域城镇化率的空间格局分布及变动情况,提出城镇化率变动分城乡贡献度指标并就京津冀地区进行研究,采取空间误差模型与GWR的方法分别考察该地区城镇化全局和局部的驱动力状况.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2)城镇化率提高过程呈现收敛模式,高城镇化率地区对于周边城镇化率过低的地区具有带动作用;(3)对于城镇化率提高的地区,其增量中乡村贡献度的高值分布与城镇化程度低的一些地区重合;(4)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医教水平和地形因素对京津冀地区城镇化影响显著.     

产业集聚、产业协同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北大核心

如何推动人口迁移与产业集聚协同发展是我国在人口发展深度转型阶段亟待突破的问题。当前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集聚地吸引人口迁入的比例逐年上升,成为牵动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探究服务业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十分重要。研究基于2011-2017年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服务业集聚出发,兼顾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将服务业中新零售这一新业态纳入考量范围,设计新零售发展水平指数,实证检验三者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对人口净流入的规模的异质性作进一步讨论。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有促进作用并随人口净迁入规模的扩大其影响变为显著;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却对人口迁移具有抑制作用,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二者未能形成良性共振;劳动力迁移则与新零售发展水平大体呈负相关关系,因人口净迁入规模有所差异,人口迁出地新零售业的适当发展有利于吸引人口回流,人口迁入地新零售业的发展并不利于人口迁入甚至会阻碍人口迁入。研究认为推动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抢抓服务业新业态发展带来的新机会,建立健全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妥善安排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因地制宜制定人口流动政策格外关键。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地域结构分析

本文使用2011—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地域模式与圈层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的通婚地域模式具有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跨省通婚明显高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处于最低水平.地理通婚圈的空间圈层结构不但呈现出"空间等级分层"的物理结构,而且不同圈层本身的结构形态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地理通婚圈结构自内向外,出现了通婚圆→通婚弧→通婚点的梯度演化.此外,地理通婚圈分异还具有一定的方向偏好.     

兰州—西宁城市区域人口密度梯度变化及内在机理研究

基于SNEF的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揭示兰州—西宁城市区域的人口密度梯度变化,进而探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趋势,并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来解释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梯度变化的内在机理。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兰州—西宁城市区域存在的兰州市、西宁市与临夏市三个人口高密度中心表现出不同的密度梯度变化特点,也反映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趋势。兰州市与西宁市呈现出密度梯度上升,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而临夏市密度梯度下降,表现出人口向外扩散的趋势。通过岭回归建立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密度梯度变化主要受城市规模、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第一从业人员比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对于密度梯度变化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红利”与“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金融具有更好的地理穿透性,为增进民生福祉,破解“胡焕庸线魔咒”提供了可能,但较少有文献对此进行系统研究。论文基于中国民生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空间统计与计量方法,从市级层面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并分析了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生福祉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异质性特点,呈现“高值向东南集聚、低值向西北集聚”的趋势。数字普惠金融与民生福祉皆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呈两极分化格局,胡焕庸线仍是两者的重要空间分界线;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沿海城市,低-低集聚主要分布在靠近胡焕庸线两侧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增进了民生福祉,发挥出“数字红利”的普惠作用;该作用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显著高于西北侧城市,但两侧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区域“鸿沟”在缩小,“胡焕庸线魔咒”有望破解。此外,研究还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后者的作用大于前者。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相关技术发展,提升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以增进区域民生福祉均...     

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空间效应的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文化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生育政策等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识别各因素对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表现为高-高和低-低类型,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估算将造成有偏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地区上存在空间差异;经济发展、文化因素与人口出生性别比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现阶段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越过转折点,但文化程度尚未达到"阈值";当实际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时,会出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