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试析我国的家庭类型及其成员构成

我国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对人口再生产的调整和控制,不仅对我国的生育水平,也对我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人口规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利用重经计算机归类处理的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的有关资料,对我国的家庭结构及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以及家庭成员对家庭生育的影响等问题作出分析。 一、家庭户的类型 重经处理的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把我国的家庭分为(一)单身户、(二)非家庭户、(三)简单家庭户、(四)扩展家庭户、(五)复合家庭户、(六)其它家庭户六大类型。从表1中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各类家庭中,简单家庭户(即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最高,为68％。这种通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特征、趋势与展望

家庭变迁是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结合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策略3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变迁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多维度分析。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家庭代际结构转向以一代户为主，家庭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且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关系趋向平等化和民主化，家庭生产功能日益扩大化，家庭赡养功能在城乡之间呈现不同特点，一些家庭问题开始凸显；在城乡中国和全球化背景下，家庭策略选择表现为当代中国家庭在应对复杂多元社会变迁时的主动调整与适应。未来中国家庭类型在日渐多元化的同时，将依旧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香港地区家庭住户结构变迁的探讨

过去几十年,香港家庭住户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特征为小规模的核心家庭化趋向。这些变化与生育、死亡、迁移以及婚姻行为等人口因素的变动息息相关。文章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香港家庭住户的结构变迁以及相应的人口过程进行了探讨,分析人口因素在香港家庭住户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20世纪末中国家庭结构及其社会功能的变迁

20世纪末期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家庭规模持续缩小;核心家庭仍占中国家庭模式的主导,三代及以上的大家庭基本保持不变,空巢家庭异军突起;隔代家庭呈现增加趋势;单亲家庭日益增加;家庭生育功能降低;家庭生产功能有复归的趋势;教育功能提高;消费功能大大增强;养老功能削弱。     

延边朝鲜族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对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家庭迁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中家庭特征和个人因素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朝鲜族地区人口流动已有明显的家庭化趋势,这种现象在跨国迁移中比较显著。家庭迁移主要形式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流出)迁移。跨国迁移中,家庭规模和代际关系以及家中是否有小孩对朝鲜族地区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国内迁移中,家庭规模对整个家庭迁移影响显著。个人特征方面,婚姻和年龄对国内家庭迁移和跨国家庭迁移均有较大影响。     

论当前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出现了新的情况,主要表现在①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及核心家庭的出现、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给老人照顾带来了困难;②农村养老物质供养成本较低,医疗等费用支出大;③孝敬老人的观念弱化,家庭养老纠纷增多,养老质量参差不齐;④农村老人自我保障能力差,家庭养老风险系数增大。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应当坚持以家庭养老为载体,实行家庭养老,同时,正视传统家庭养老不足,解决传统家庭养老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诸多矛盾,积极探索家庭养老的社会化形式,从而为老年人安享晚年保驾护航。     

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15年和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呈现规模扩大化、结构核心化和转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不断扩大,4人户及以上所占比重有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核心化,即夫妻和子女或未婚子女和父母一起流动成为当前主要的流动模式;三代主干家庭在流入地得以维系,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分裂而又聚合的多元化态势.同时,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因素复杂多样,个体层面的代际差异和职业类型、家庭层面的收支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户籍制度和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进程,流动人口家庭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更为急迫.     

我国留守老人状况研究

本研究利用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对我国留守老人的总量、年龄构成、地区构成和家庭类型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留守老人总量为1790万人,留守老人分布密度在市镇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人口流动使生活在隔代家庭的老年人比重大大增加。     

再论“四二一”结构:定义与研究方法

"四二一"结构是中国低生育率背景下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的一种特殊表达,既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广泛推行对中国家庭的深刻影响,又揭示了中国现阶段婚姻家庭乃至未来人口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系列的进展,但在概念界定与使用的方法上仍缺乏共识,导致研究结论的分歧和研究拓展的迟滞。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形势下,"四二一"结构是研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问题,以及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动的一个良好的载体和切入点。     

农村分家类型与三代直系家庭的变动趋势——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笔者已有关于农村分家类型数量模型的分析,对家庭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化因素与组合因素进行了归纳,揭示了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构建分家类型对家庭类型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而据此解释1990—2000年三代直系家庭的历史变动,并预测未来独子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变动趋势。结论是：（1）家庭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分裂因素对组合因素的优势日益明显,无论是在独子家庭还是在多子家庭都是这样。（2）自1990年以来三代直系家庭比重上升的内在原因是多子分家类型的急剧减少．由此而减少了大量核心家庭,而相对提升了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三代直系家庭本身的演变趋势是走向日益瓦解,特别是在日益增加的独子家庭中,分裂因素日渐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直系家庭在未来将会顽强坚持的判断可能是靠不住的。文章最后回应了学界关于中国家庭结构问题的争论。     

家庭养老需求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张力及其弥合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一方面,老年人的特征和人性本能共同决定了人们对家庭养老需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变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两者之间的张力造就了当前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家庭养老困境。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张力需要建构家庭和社会联动性的居家养老模式,应发挥各方优势,整合资源,破解家庭养老困境。     

The Status of Family Resilience: Effect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Rural China

Family resilience is the capacity of a family to mitigate adversity using its resources, structure, and internal connections. In rural China, wher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re changing rapidly because of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t is not clear how family resilience interacts with sustainability of livelihoods. This study of rural Chinese families classifies individual’s perceived family resilience and discusses how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fluence this classification. A multilevel survey of rural families reveals three categories of perceived resilience in families: perceived optimistic families, perceived cooperative families, and perceived pessimistic families.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cluding natural, social, financial, and human capital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is classification of perceived family resilience. We conclude that rural families in China vary in their levels of family resilience, and the more physic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y have, the more internal cooperation there is within families. The more natural and traditional social capital families have, the less internal cooperation there is within families. The more human resources families have, the more resilience they have.

     

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以薛村为个案。认为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特别是老年空巢家庭或者单身老人家庭的核心化带来了家庭养老的困境,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是代际关系变迁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原有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变迁成为家庭结构与老年赡养变化的主要原因。短时间的理性的代际平衡并不是建立在代际双方共有认同基础之上的．老年人仍然以长时间的道德与感情的互惠模式考虑与子辈之间的关系。但是子辈却愈发用现代的理性方式考量代际关系。赡莽老人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生我养我的父子之恩情。而是一种与市场交换形式相类似的有来有往的给予方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内涵和原则产生的变化使得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下降．在此之中国家成为老年人所期盼的救济对象,但国家的有限资源无法对老年人实施全面的救济。改善老年人生活仍然应以原来的家庭养老模式为基础。并且对之加以外部制度建设和内部社会化机制的完善。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我国“单亲家庭”研究述评

由于离婚、非婚生育及各种意外频发,造成我国单亲家庭数量不断上升,学界对之的探讨也日趋活跃。本文围绕单亲家庭的界定及分类、单亲家庭对子女的影响、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对我国20年来单亲家庭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在之基础上,笔者认为：20年来,国内对单亲家庭的研究虽然在研究取向的客观化、研究内容的拓展和研究的本土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绩,但也存在部分不足,亟待解决。     

中国省级人工流产的决定因素分析

利用省级数据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人工流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因子分析将20个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变量合成了3个分别代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侧面的因子。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因素对各省各孕次人工流产比例都有显著而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第1孕次人工流产比例与计划生育无关。而随着孕次升高,计划生育的独立作用不断增强。     

遗产动机对中国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老年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标准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已无法解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遗产动机视角分析老年家庭高储蓄率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老年家庭遗产动机显著提升家庭储蓄率,遗产动机使得老年家庭储蓄率水平显著提高5%—10%左右。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较于城市家庭,遗产动机对农村家庭储蓄影响显著;相对于高等财富家庭而言,遗产动机显著促进中低财富家庭储蓄率水平,说明“未富先老”使得老年家庭有更强的遗产动机进行储蓄;对于家庭不同生活状况的子女,遗产动机显著提升子女体制外工作和子女教育水平低的老年家庭储蓄率,表明中国老年家庭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较强。本文为理解中国老年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从中国家庭变迁和中国家庭政策演进两个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为视角,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建议。中国家庭呈现出核心、主干、联合家庭此消彼长、波动往复的变迁特点,“家本位”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现出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也表现出“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未来中国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围绕中国家庭的两大特点———稳健的“主干家庭”和绵延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以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取向,向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