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CHIP数据,从身心健康、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工作状况、保障状况等方面选取健康水平、子女个数、个人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有保险和公积金等13个指标,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本文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考察并证实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新老两代农民工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享有充分权益和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身心健康因素均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身心健康因素的影响。     

城市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3以上农民工对自己的总体生活质量表示满意;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居住类型和健康状况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工作和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也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其面临的这种风险是否是制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必要性。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具体探讨了其中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以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测度得到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仍较高,且其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以及男性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3）作用路径分析发现,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主要是由风险脆弱性,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临界点在基尼系数为0.4,当基尼系数小于0.4时,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增强;但超过0.4时,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居住在城市、非农业户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低。居民自认为收入所得不合理也会显著降低其幸福感。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抽取长春市9个社区的1 302名60岁及以上的常住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长春市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平均分为35.78±8.81分,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占55.0%,主观幸福感水平处于中等的老年人占43.8%,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占1.2%。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抑郁、焦虑、婚姻状况、健康自评与学历是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因素。     

教育水平、教育回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会影响居民幸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均对居民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一致。分群来看,教育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口、男性三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低、城市户口及男性居民的幸福体验;而社会交往则会促进所有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教育的物质和非物质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均较为显著,不过相较于社会交往,收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中介效应目前尚不及直接效应三分之一水平。因而,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增进居民幸福中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全方位大力发展教育,并着力破解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以使提高教育水平成为全体居民实现收入改善、阶层跃迁以及幸福提升的有效路径...     

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缘起、现状与方向

文章对国内三十年来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首先梳理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测量、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接着重点梳理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因素、社会因素、子女因素、经济因素、人格因素及其他因素等;最后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应加强的几个方面。本研究旨在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对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民工荒”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逐渐成为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具有时代的新特点,他们懂文化有理想有追求。企业传统的职工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伴随着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不断发生＂民工荒＂现象。如何在＂民工荒＂背景下考量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资源问题,构建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机制,寻求＂民工荒＂问题的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农民工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9年广东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logit统计模型,在广东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改革背景下,分析上层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入户意愿是农民工个体权利的合理化表达,其背后隐藏的是经济诉求、生活保障、权益表达等劳动力再生产的综合需求。是否拥有责任田、在本城市工作年限、是否有亲戚在工作地、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生活的安定感是影响上层农民工入户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工作级别等因素对他们入户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进城务工青年可雇佣能力实证研究——以吉林省建筑行业为例

可雇佣能力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与培训机构在这一能力开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以吉林省建筑行业为例进行问卷调查,构建进城务工青年可雇佣能力指标体系。研究表明,虽然这一群体可雇佣能力与其收入及所持有的培训证书显著相关,但却与教育、培训经历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应更多关注对这一群体的培训过程与培训后续服务的更好衔接,为学员终生可雇佣能力开发提供量身定做的培训方案,并缓解进城务工青年地域转换过程中的心理调适问题;还可通过证书获取解决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在教育形式和对象上应在细分受众基础上加强专业设置的前瞻性。教育与培训机构应更多实现资源共享。     

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二元性及其返乡消费高可见性符号特征——基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的对比研究

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进行了对比,以返乡消费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实证调研分析,构建了身份二元性、 社会融入感知、 身份重构动机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之间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相比,更倾向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新生代农民工比城市异地务工青年具有更高的身份二元性特征,并且通过身份重构动机来影响其高可见性返乡消费;社会融入感知在身份二元性与身份重构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科学理性消费.     

透析“80后”农民工

自1984年，中共中央出台“1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以来，“民工潮”就没有停止过。根据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外出农民丁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约为2亿人。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基于建筑业农民工的考察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关系到这个群体城市融入的问题。本文依据对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探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如何建构了农民工群体的归属感问题。本文认为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对群体的身份地位的作用和影响,还应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制度设置是如何建构成员对群体的依附、归属并建构出群体边界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得出只有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融入城市。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