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决策

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婚姻地位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对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中的家庭微观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率显著相关;体现家庭结构的丈夫劳动参与和夫妻年龄差距等指标也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城镇与农村的比较分析得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于城镇。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就业影响的异质性

基于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本文采用IV-Probit和IV-Tobit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从多个维度探讨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影响.总体而言,家庭老年照料会使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4.5％,每周劳动时间减少2.7小时.分区域看,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影响大于城镇女性;从居住方式看,与父母(公婆)同住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较大,但对劳动时间的影响相对较小;从家庭结构看,当兄弟姐妹数量较多时,家庭老年照料不会对女性就业造成影响;就是否照顾儿童而言,与仅照顾老人的女性相比,同时照顾儿童和老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双双下降.另外,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

在实行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我国生育水平却持续下降。女性生育间隔扩大,是造成我国近年来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探明造成生育间隔扩大的影响机制,是理解我国近年来低生育率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对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否显著缩短二孩生育间隔,以及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阻碍和推迟二孩生育的原因,为制定生育友好型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Cox回归模型验证了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Cox回归结果显示：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降低女性生育二孩所需承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进而显著缩短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城市身份、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占用时长起正向调节作用,祖辈照料支持对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和工作占用时间更长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城市女性生育直接经济成本更高,受教育程度高女性间接生育成本更高,工作占用时间越长的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越强,祖辈照料支持对这些女性生育时间决策发挥更大影响。建议充分认识家庭中祖辈提供照料支持对生育的促进作用,针对二孩生育家庭提供经济补贴;优化...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配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被认为是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许多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和比较中国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教育婚配模式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即便考虑了女性的收入水平后这一关系依然显著。研究发现在考虑夫妇的相对特征后,相比受教育程度均为初中的夫妇,夫妇受教育程度均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文章使用生育的性别公平理论对生育意愿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婚配模式上的这一U型变化模式进行解释。生育行为不仅与经济水平或夫妻间的相对经济实力相关,还会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关系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政府应推广具有普惠性质的托育支持体系,促进女性就业和性别平等,使生育率维持在稳定水平。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家庭化迁移和城乡迁移同时发生的"双重迁移"对农民工家庭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家庭中的女性"双重迁移"引发不同以往的就业决策,并改变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状态。文章在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实证分析"双重迁移"中各类因素对女性就业选择和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化迁移会减少女性居家就业和外出就业概率,降低女性就业水平。分析表明学前教育、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能够提高流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而在职培训和教育水平在提高女性农民工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家庭老年照料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吗?——基于两阶段残差介入法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照料者的家庭照料负担日益加重.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利用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探讨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老年照料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之间存在内生性,忽略内生性会低估照料责任对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预测值替代法会高估照料父母公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程度;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是解决非线性模型内生性的有效且一致的估计方法,女性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使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12.46％;这种对就业决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城镇女性、与父母公婆同住以及兄弟姐妹数量少的女性中表现的更为严重.文章的结论为我国制定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反弹成因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在经历了持续低迷后开始出现反弹。本文基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欧洲生育率反弹的成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国际人口迁移、文化嬗变作用下的个人主义思潮、宗教弱化、非婚生育观等是欧洲生育率反弹的重要影响因素。欧洲国家多年来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完善公共服务等政策强制降低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阻止了生育率的持续下滑。由于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存在差异,所以在制定促进生育率反弹的政策时具有不同的思路和侧重点。文章通过数据分析总结欧洲各国总和生育率反弹的方式和程度,并对欧洲典型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进行简单评估。研究发现以减轻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保障女性在职场的权益为出发点的“去家庭化”政策比主张传统的家庭分工,女性照顾家庭的“再家庭化”政策更为有效。而兼顾“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政策的国家生育率反弹最为明显。     

农村地区孩子教育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山西省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农村家庭孩子教育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山西省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揭示出在生存经济条件下,父母的劳动参与程度对于孩子的教育投入有显著的影响。作为父母劳动有效替代者,母亲的劳动参与程度增加会减少女孩的受教育年限,增加男孩的受教育年限,而父亲则相反。文章指出,减轻女性家务劳动负担的投资和补贴等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村女孩受教育程度和缩小性别差距。     

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生育政策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十个国家197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U形关系,采取选择不同样本、加入政策变量和其他与生育率相关的重要经济指标如妇女的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等进行再检验,结果支持该假说,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程度整体较低的阶段与生育率呈现较高的负相关,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效应取代替代效应对生育率起主要推动作用,如果再辅之以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生育率会出现轻微的反弹。因此,对于已采取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可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权衡利弊,适时调整政策。     

生育需求、婚姻匹配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

本文建立两时期婚姻搜寻模型,用以解释在性别间存在可生育年龄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生育意愿对男性与女性婚姻搜寻行为以及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CHNS(1993)抽样调查的微观家庭数据,通过构建两个计量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生育率对婚姻匹配模式的影响。首先运用CHNS微观家庭数据对家庭层面中孩子数量与夫妻年龄差距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对农村家庭的回归结果显示孩子数量与夫妻的年龄差距具有显著的关系,具体而言,家庭中每多1个孩子,夫妻间的年龄差距也随之扩大0.27年。其次从宏观的角度运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的方法来分析生育政策对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冲击效应,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婚姻匹配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生育率出现了下降,家庭的生育需求受到抑制,造成了政策实施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的下降。在生育需求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更大的农村地区中夫妻初婚年龄差距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出现了更为显著的缩小。研究结果表明生育需求是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夫妻初婚年龄差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我国城镇劳动参与、就业形态

本文利用CHNS面板数据和随机效果probit模型,主要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变化方面分析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和长期被雇佣率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正规教育会提高劳动参与率;教育程度高的成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降低劳动参与率;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的上升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其次,接受正规教育年数的上升会提高长期被雇佣率,而且提高的幅度越来越大;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长期被雇佣率越高;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会提高长期被雇佣率;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的上升会降低长期被雇佣率。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全面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已成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任务。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教育发挥着基础性、持久性、引领性的作用,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能力的评定。然而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流动人口来说,教育对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比较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将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表现为收入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就业稳定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参保率提高;在流动人口内部,教育对男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作用大于女性;而对减少女性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提升获得社会保障可能性的影响更大。根据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国情,建议重视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财政投入,加大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宣传力度,增加对落后地区女性的教育投资,保障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学前教育扩张对女性就业的促进效应分析——兼析学前教育政策的生育包容性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的关键是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则是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2010年实施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用CHNS 2006—2015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从政策包容性视角评估了该计划对3—5岁儿童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可能机制,以探究当前社会背景下学前教育制度支持家庭生育的政策内涵。研究发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城镇地区有3—5岁孩子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约25%,周平均工作时长增加约8个小时。异质性分析表明,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就业促进效应对有多孩的女性更加明显。在影响机制上,该政策显著减少了女性家务劳动的时间投入,增加了儿童对幼儿园照护的选择,却未明显降低对父母和祖辈的照护需求。这说明政策虽然促进了女性就业,但对家庭在儿童照护需求上的支持力度较弱。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资源的增加放松了女性的时间约束;另一方面,面对入园时间很难与父母工作时间协调、儿童接送及课后看护等问题,家庭仍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制度的目标是“儿童发展”,“支持女性就业”的目标被忽视;单一目标导向下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现出...     

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其生育状况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生育的微观影响,同时检验了个人资本(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和经济支持(丈夫收入)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妇女的就业对其生育(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存在消极影响;总体上个人资本会增强妇女就业对生育的消极作用,但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研究还针对妇女生育与就业的矛盾及未来政策着力方向进行了讨论.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