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性质的转变和扶贫战略调整—以甘肃为例

贫困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难题.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许多甘肃农村地区一直受贫困困扰.扶贫战略的实施,使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改革向纵深推进,甘肃农村贫困性质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本文在对甘肃农村贫困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甘肃农村贫困性质发生的转变,提出了新时期甘肃农村扶贫战略调整的建议.     

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衔接研究

农村扶贫开发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扶贫战略的两个重要支点,是国家对农村贫困群体扶助政策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两项制度的衔接有利于我国早日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目标。两项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在贫困对象识别、扶持措施以及管理环节等方面的衔接都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总结,促进两项制度的有效衔接,提高扶贫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文章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理论框架,采用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2010-2016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此外,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农村贫困人口减贫效应,呈现出先减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我国普惠金融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作用存在某一拐点值,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达到拐点值后,减贫效应不断增强。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对经济干预、人力资本与交通基础设施都具有减贫效应,而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不利。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也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干预将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但东部地区政府经济干预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作用不显著。但两大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城乡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全国样本相一致。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2012—2018

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算是瞄准贫困人口和制定减贫政策的基础,但常用于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收入法和测度相对贫困程度的FGT指数在理论基础、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采用基于社会融入成本理论的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方法,及与弱相对贫困线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且考虑与现阶段我国绝对贫困线衔接性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使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线,并测算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构造的综合贫困指数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避免传统FGT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动态变化趋势出现分歧的问题,可更为直观地综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无论城乡,尽管不平等导致相对贫困始终处于高位水平,但绝对贫困更大的下降幅度使得中国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仍呈稳健下降趋势。从社会融入成本角度出发,建议未来考虑住房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分家庭类型进一步细化弱相对贫困标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类瞄准弱相对贫困人口,监测弱相对贫困程度演变并综合评估减贫效应。     

新疆农村贫困程度测度与扶贫资金动态绩效分析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共存的特殊地区,扎实应对和稳步解决新疆贫困问题,事关祖国边疆的安全与稳定。首先,通过测算1994—2009年FGT贫困指数后发现:新疆农村的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变化趋势具有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而且近几年减贫速度明显放缓,甚至有趋于加重的趋势;新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也不容乐观,正处于危险的边缘。然后,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扶贫资金对贫困程度的动态扶贫绩效,得出以下结论:信贷扶贫资金的整体表现最佳,财政扶贫资金作用居中,以工代赈资金则在降低贫困强度方面表现较好;同时,总结出以下规律:当贫困程度较深时,具有较强盈利性的信贷扶贫资金和较强扩散性的财政扶贫资金更为有效;当由大范围贫困转为少数人贫困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以工代赈资金更为有效。     

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探讨

从我国扶贫重点在农村地区和农村贫困迅速减轻，以及城镇贫困日趋严重而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入手，分析了目前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构成和形成贫困的多方成因，并依据城镇贫困形成的过程性和人群的低素质性两大基本特征，讨论了消除城镇贫困必须实现扶贫工作的三大转变和需要采取的战略措施     

土地流转、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土地有序流转是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助力农户实现多元增收的有效路径，对驱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创业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未流转户相比，流转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东、西部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中部不显著；此外，土地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强于土地转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流转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创业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鉴于此，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做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工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提供参考。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进程间的动态联系——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贫困的收入增长偏弹性和贫困的收入分配偏弹性的性质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减贫进程之间关系的统一框架。文章着重探讨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的初始值对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以及收入不平等的贫困效应的影响,并以中国农村为例,来实证检验它们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及政策含义。     

西北地区城镇居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西北地区五省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发展省份,作为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阻碍了城镇功能的充分发挥,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西北五省FGT贫困指数的测算发现,陕西贫困状况改善最为明显;甘肃和宁夏也有比较明显的减贫效果;青海成为目前西北五省中贫困问题最严重的省份;新疆贫困控制效果差,贫困问题突出。与全国相比,西北地区仍然是城镇贫困问题较严重的地区。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地降低城镇贫困,收入分配不均却加重了贫困程度。对西北地区而言,减贫不仅要追求经济效应,更应关注社会公平。     

教育效能和结构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教育效能、教育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并利用2000～2010年西部地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贫困流动性较弱,存在持续贫困的现象;由于教育质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权衡替代,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不显著;教育质量对城市减贫的作用比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为显著;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西部农村贫困减缓具有"门槛"效应,且现阶段教育效能对农村减贫的整体作用为负。由于离技术前沿距离较远,中等教育对西部城乡减贫的意义更为显著。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生计状况分析

生计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研究农村扶贫、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的视角。本文借助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牧区贫困人口生计资本整体呈现脆弱性,生计资本之间互为因果,呈非线性关系。由于生计资本的限制,农牧民所能选择的生计策略有限,进而导致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加剧。研究认为,政府在西藏农牧区扶贫开发过程中,要从影响农牧民生计资本出发,提高对农牧民可行能力的培养,加大基础公共设施与生态移民并重,同时,通过产业、科技等构建农牧区生态文明,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     

我国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国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个与反贫困理念发展相伴随的概念,是具有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征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该制度通过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资源再分配,使其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以达到真正的脱贫。该制度具有使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效益性特征,使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具有抗击贫困风险的内生性特征。同时,该项制度具有持久发展动力的可持续特征。这些特征扩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内涵。本文提出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概念,并构建一套体系对我国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客观的度量,可以为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优化提供借鉴。     

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以广东林寨古村落为例

为了实现“十三五”期末全国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乡村扶贫任务艰巨。尤其是具有自然、文化类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乡村,如广东省林寨古村落的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实现了本地文化资源与旅游要素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了乡村扶贫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效应,增强乡村的自我“造血”功能,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贫困原因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同时也是贫困人口分布最多的区域。本文首先从地域、人口增长以及国家扶贫战绩几方面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与贫困在地域上的重合性,进而从区域发展、社会公平和政策效果以及贫困人口的人文因素等方面分析了造成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贫困的原因,认为虽然造成区域性少数民族贫困状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区域发展的滞后,但在摆脱贫困的难易方面,政府提供的脱贫服务和民族人口的人文制约因素则起着更为重大的作用。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Findings Based on the CHNS

This paper estimate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by applying the Alkire-Foster methodology to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2000–2009 data. Five dimensions are included: income, living standard,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Results suggest that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resulted not only in a reduction in income poverty but also in a reduction i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the last decade, both in terms of its prevalence and intensity. However, many challenges remain. There are wide disparities across province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poverty being 1.5 times higher in rural areas than in urban ones in 2009. Moreover, rising deprivation in education in rural and less developed provinces should also be a policymaking concern.     

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

近几年,通过对我国10余个贫困县的考察,笔者认为: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过低,仅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1/5,相当其贫困标准的1/10;相当于我国监狱囚犯生活标准的1/4,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标准的1/50。贫困人口难以完成在当时社会一般的、正常状况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农村贫困人口从2亿多减少到2000多万,主要不是扶贫工作所致,而是到城镇打工。依据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抓紧调整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改进扶贫工作机制,对我国的长治久安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有利。     

经济转轨以前俄罗斯人口贫困状况及原因

人口贫困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历史范畴,究其实质而言,这是一种能力贫困。中国和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在改革前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这就注定了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必然要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所不同的是,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收入贫困,中国则主要是知识贫困。苏联时期人口贫困的主要原因有经济绩效的递减趋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错误、所有制结构的单一、收入分配机制中的平均主义。     

广东城镇贫困阶层的社会组成分析及扶贫政策建议

城镇贫困问题是继农村贫困问题之后又一个必须重点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2005年广东城镇居民住户常规性抽样调查数据,对当前广东城镇贫困阶层的社会构成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广东的现实状况,提出一些近期政府需要完善和调整的扶贫助困的政策措施建议.     

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研究的进展与框架

中国农村扶贫模式是在多年扶贫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研究扶贫模式是总结中国农村几十年扶贫实践恰当的切入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意义。本文系统总结了扶贫模式研究的进展,并尝试从规范经济学角度提出了扶贫模式研究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