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承诺支出、消费习惯形成与风险资产配置

考虑家庭承诺支出和消费习惯形成等因素会改变最优风险资产配置比率.本文建立了基于家庭承诺支出和消费习惯形成不同约束形式下的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设计对应的代理变量,以课题组2015年采集的《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调查问卷》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代理变量的家庭不变承诺支出会降低股市参与率,但对风险资产持有比率影响不明显;以家庭上学人数为代理变量的可变承诺支出影响不显著,健康状况对股市参与率和风险资产持有比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医疗保险无法对这一承诺支出起到很好的对冲作用;作为外部习惯形成代理变量的城市整体消费情况并不影响家庭股市参与率,但会增加风险资产持有比率.     

资产负债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同时，家庭返贫问题也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将资产负债纳入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范畴，采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以Probit模型作为研究工具，实证研究家庭负债对其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并厘清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负债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损害户主健康水平、减少家庭应急储蓄等方式加剧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的家庭资产负债结构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持有的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比越高，越不利于家庭抵御风险，因为金融资产本身风险更大，容易使家庭陷入亏损；家庭负债中住房负债的增加则能够减弱其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为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抵消了部分影响，此外，房屋贷款的增加对应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在面对风险冲击时可以将房屋进行变现。基于此，从家庭自身和社会保障方面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引导居民控制合理的负债规模，避免因过度举债陷入债务风险，引导居民根据家庭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合理配置家庭资产，避免因金融市场波动造成较大损失，并且保有适当的应急储蓄；此外，社会应建立更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教育补助体系、住房...     

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死亡风险的影响

运用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LHLS)2002-2011年纵向数据,采用主成份分析,把社会参与分为文化组织活动和家事个人活动,分全国、城镇、乡村建立Cox等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显著影响死亡风险;在全国和城镇范围内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显著低于参与程度低的老年人,分别低7%和15%;在乡村文化组织活动参与程度较高显著降低死亡风险,相比参与程度较低的降低8%。无论全国、城镇、乡村,健康状况较好、女性、年龄较轻、去年家庭人均收入较高、单独居住或居在养老机构、生病时的照料者是家人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显著较低,患有慢病显著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中国老年人参与互联网金融影响因素研究——以理财产品为例

互联网金融是老年人减少金融排斥,享受普惠金融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我国老年人对互联网金融的优点认识不足,参与率过低。为探究中国老年人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从个人禀赋、家庭支持和区域发展三个角度构建了多维解释模型,使用分层Logit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受教育程度高和金融素养高的老年人参与互联网金融可能性更大;第二,家庭总收入越高、与子女同住和与孙辈同住均可提高老年人参与互联网金融的比例;第三,信息社会化指数越高省份的老年人越容易参与互联网金融。第四,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个人禀赋的影响减小,而家庭支持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始终显著。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

基于全国9个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城市的调查表明,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所在地区和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等变量对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性别、教育程度和工作状况对居民参与意愿没有影响：政府补贴水平对参与意愿具有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要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的参与率和覆盖水平,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促进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适当提高对参与居民的补贴水平。     

西部地区农民新农保参与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农民微观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农民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年龄、健康状况、个人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数、家庭男孩数、家庭女孩数、家庭承包土地数及是否了解新农保等变量对农民参保意愿影响显著;性剐、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从事职业、家庭人口数等变量对农民参保意愿并无显著影响。与已有对东部地区农民旧农保参与意愿的研究结论相比。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新农保的意愿有其自身的特征。政府部门应针对当地农民的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积极探索并总结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实现预期的全覆盖目标。     

挤入抑或替代：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对个人养老影响研究

回答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对个人养老存在挤入还是替代效应是建立和完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文章基于新三支柱橄榄型可持续发展养老制度调查数据,运用Logit和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结构、养老保险参与对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影响以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研究结果表明：（1）仅有一个子女和需要赡养老人数量较多的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更强;（2）希望提高养老保险缴费个人比例并不能显著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意愿,但父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能显著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意愿;（3）家庭结构、养老保险参与对个人养老储蓄意愿影响存在性别、年龄、收入、户口等异质性。整体来说,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带来的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会激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而社会养老由于替代了家庭养老部分功能同样对个人养老存在挤入效应。因此应在提高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推动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完善的同时,注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与个人养老等养老模式之间的协调。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活动理论与压力应对理论,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GMM等模型,分析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参与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综合健康状况,同时抑制了基本活动功能、工具性活动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受损,降低了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2）劳动参与、志愿参与、娱乐参与等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均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3）机制分析表明,社会参与可以显著缓解近期和早期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冲击;对经历多种负性生活事件、近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老年人效果尤为突出。（4）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会参与对高龄及居住在农村或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健康提升效果更明显,不同社会参与类型对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健康促进效果存在异质性。文章认为,应重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努力发展老年志愿事业、加快完成社区适老化升级,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环境建设与制度保障,逐步构建起老有所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战略目标。     

宗教参与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分析

根据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1998～2005年),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宗教参与对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深入分析人口学特征、肌体健康、心理健康、健康行为及社会经济支持这五类因素在宗教参与和死亡风险关系中的交互作用,以此对西方文献中相关的4种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宗教参与对死亡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控制其他因素则会削弱这种影响,其中肌体健康因素所代表的"替代性机制"能够将两者关系的显著作用完全消除。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七个大城市调查数据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建立流动人口参与医疗保险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状况以及社会状况对其参加医疗保险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身体健康状况差、收入越高以及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意愿越高;已婚、更换过工作、工作在东西部城市的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意愿越低.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实证研究

农村居民养老意愿是影响在农村推行何种养老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抽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利用回归模型中的无序多属性反应变量的Logit模型（MNL）对武汉市江夏区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与家庭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年净收入等家庭特征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的影响显著,而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虽然在样本中影响较大,但在总体中对养老模式选择并无显著影响。     

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对认知衰退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在构建衡量老年人认知脆弱性函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和验证了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对认知衰退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衰退有明显的缓解效应。（2）各类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认知衰退的影响大小存在差异,收入性工作和休闲娱乐活动对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较高,家庭劳动对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较小。（3）生活满意度在社会参与缓解老年人认知衰退的机制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社会参与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其认知功能。（4）社会参与对高龄老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更加明显,休闲娱乐活动对男性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最大,而收入性工作对女性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最大。文章认为,应高度重视老年人认知障碍的预防和治疗,适当支持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推动老年社会参与的多样化,把握好智慧养老服务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尺度,同时提供良好的适老基础设施,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新时代银龄行动：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

文章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2016和2018年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特征及其动态变化，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对自身福祉水平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显著提升自身健康状况、降低抑郁风险、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幸福感，从而有效改善自身福祉水平。机制分析表明，老年人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角色认同、技能提升和社会互动，从而提升了福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居住在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群体从志愿服务参与中受益更大，性别和年龄差异则不显著。文章结论表明，广泛推动志愿服务参与能充分挖掘老年“银发资源”，推动实现积极老龄化。     

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婚姻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已有研究只是将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婚姻状态与劳动参与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和其婚姻状态之间的内生性也一直被忽视。本文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入手,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婚姻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世代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婚状态和未婚相比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对于不同出生队列,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Wald检验发现对于城镇样本,婚姻状态和劳动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内生关系,对于农村样本,婚姻状态对于劳动参与并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后文的内生性分析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在通过人口性别比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控制住内生性后,通过两步法的IV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这与现在很多城市女性因为接受教育和追求事业而晚婚密切相关。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家庭资产对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基于CFPS经验数据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应用2014~2018年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检验和Blanden分解方法,研究家庭资产在居民收入代际传递中的中介效应及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产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家庭住房资产、家庭金融性资产和家庭负债的中介效应较为稳定;通过Blanden分解,家庭资产在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分解中的解释力均呈现减弱趋势,这是社会逐步走向公平的反映。但是从城乡、地区的不同差异来看,家庭资产有不同表现。针对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实施不同住房政策,针对差异化的收入群体构造不同的住房供应系统;二是加强金融资本市场的监管,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切入口,开发周期短、风险低、投资少的多种理财产品;三是加强固定资产的消费政策引导,政府和企业要延续"家电下乡"等惠民政策,助力中部地区固定资产的升级和农村的普及率;最后,优先发展小额贷款市场,发展贷款条件宽松、贷款年限较低的小额贷款市场。     

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限理性”学说

依据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对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进行分析,是否参与养老保险是流动人口根据外部环境和制度因素以及自己的经济、家庭因素等对自己未来养老预期达到满意程度的行为选择。基于2009年流入地数据,将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工作状况、家庭因素以及社会政策及融入感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工作状况是影响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     

生育转变的民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汉族和蒙古族的比较

本文采用在2013~2014年寒假期间对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包头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兴安盟等地区的调研数据,通过一般回归方法和有序Logit Model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年龄、总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蒙语书写能力、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自己文化程度、住房面积、照顾老人的数量等因素对蒙古族居民的初育年龄意愿、生育理想数和生育孩子性别意愿起到影响作用,影响作用显著;年龄和家庭人均收入等因素显著影响汉族居民的初育年龄意愿、生育理想数和生育孩子性别意愿。总体来看,教育程度及经济因素越来越明显地影响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意愿,家庭养老和本民族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意愿。     

三孩政策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北大核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亟待研究。基于第三期湖北省百县生育调查数据和新构建的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指数,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每上升1个单位,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提高39.6%,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提高55.6%。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地区疫情风险等级的上升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于三孩生育意愿,新冠肺炎疫情仅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研判后疫情时期中国生育水平走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老年人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8数据的检验

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不仅是其获得满意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还对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在老龄化和数字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异质性和具体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控制变量中的老年人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党派均对其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在性别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不同性别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产生大致相当的负面影响；在地区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仅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产生正面但却不显著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此外，频繁与邻居朋友聚会和频繁使用传统媒介均能够中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消极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加强网络环境安全建设，提升老年人信息素养水平，帮助老年群体形成健康的网络参与行为习惯，在普及老年人网络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