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预期寿命、健康工作寿命与延迟退休年龄

我国劳动者能健康工作多久?退休年龄究竟延迟到哪一岁最为合理?这关系着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因而是非常重大的政策性问题。本研究采用生命表技术编制了我国2005和2010年分性别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工作寿命及健康工作寿命表,然后从劳动力健康工作的视角提出我国延迟退休的合理目标年龄。研究发现,2005和2010年,我国男女健康工作寿命都分别接近62岁和58岁。该发现的重要政策启示在于:我国当前可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女性比男性延迟退休的空间大,男女65岁同龄退休的时机还未成熟,建议我国延迟退休的目标年龄应以男性62岁,女性58岁为上限;从生命周期角度对我国退休年龄进行国际比较,若按男性62岁,女性58岁为退休年龄上限执行,那么我国劳动力的退休生涯与工作寿命之比将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政策的操作层面来看,我国延迟退休应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并采取弹性退休制度逐步推迟退休年龄。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我国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亟待进行合理规划.本文用2000~2013年的统计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影响退休年龄的9大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包括经济变量因素分析与非经济变量因素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最为重要,人均受教育年限、我国城市人口就业率、在岗职工人均工资及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在其后.国家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时应当关注这些问题,并制定和执行配套措施,以确保延迟退休政策顺利推行.     

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临退休的劳动力样本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延迟退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构建了三期生命周期模型,理论推导和分析了个体的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基于Charls2018的数据,将临退休劳动力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理论推导所得出的假设。研究结果发现：个体预期寿命延长会显著增加其延迟退休意愿,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个体倾向于延长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同时也会延长工作时间为老年时期增加经济来源;个体受教育年限与退休意愿之间具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关系,受教育年限较低和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两个群体都表现出具有较为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受教育年限增加会促使个体为延长投资回报周期而延迟退休时间;同时高学历的个体收入较高,这又会使个体倾向于增加闲暇时长,提早退休。在调节效应方面,性别在预期寿命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预期寿命的女性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性别在受教育年限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受教育年限的男性会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退休意愿,但不存在复杂的U型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更加符合劳动者预期的退休制度提供了参考。     

延迟退休对职工效用最大化的影响——基于“S”型效用函数的分析

"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使延迟退休政策被大众广泛接受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理,结合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和前景价值函数中的"S"型效用函数,构建关于工资收入、养老保险缴纳费用、养老金财富和闲暇时间的综合效用模型,从性别、闲暇偏好、工资收入水平、利率、参保年龄、养老金个人缴费率六个方面确定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退休年龄,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对延迟退休政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退休年龄下的个人效用函数是关于退休年龄的"先大幅上升,后缓慢下降"曲线。男性参保职工于63岁退休获得效用最大值,而女性参保职工于60岁退休获得效用最大值,且二者最优退休年龄并不会随工资收入水平的改变而改变,工资收入水平只会对参保职工获得的效用绝对值产生影响,工资收入水平越高,参保职工获得效用值越大。此外,若闲暇偏好越低、利率越低、参保年龄越大、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越低,则参保职工的最优退休年龄就越大。总体而言,只有考虑性别因素、给予延迟退休政策适当的弹性操作空间、改进养老保险计发办法、创造更好的老年就业环境,才能使延迟退休政策更好地推行。     

老龄化背景下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又以较快的速度即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压力持续加剧,从而不得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理,通过考虑工资回报率、劳动者区分因子等变量,建立三状态的最优退休年龄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比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不同退休倾向,并依据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从各省市的角度对1990年、2000年、2010年的最优退休年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脑力劳动者的最优退休年龄应以高于体力劳动者1-2年为宜;北京、上海等经济强省可率先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贵州、云南等地可较小幅度延迟或滞后延迟.     

我国弹性退休年龄制度设计——基于美国相关制度的实践

弹性退休制度允许劳动者自由选择是否工作以及是否领取养老金。这一制度有着诸多优点。从美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该制度既鼓励了劳动者多劳多得,又使社保基金增收节支;既遏制了养老金领取者的贫富差距扩大,又确保老龄劳动者与年轻人展开公平竞争。当前,我国可以对达到退休年龄以后继续工作的劳动者采取中性政策,对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劳动者予以鼓励。     

延迟退休与养老金替代率的探讨

养老金替代率作为反映养老保障制度慷慨程度的一个重要相对指标,其适度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国民对制度实施和制度改革的信心。针对目前讨论最热的延迟退休、做实个人账户以及市场化投资的问题,本文将以养老金替代率为切入点,根据现有政策进一步细化养老金替代率模型,测算不同退休年龄和投资收益率下的养老金替代率,并以此为基础对制度参数的调整和有关改革措施进行分析和评价。     

我国应谨慎出台延迟退休政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近年来络绎不绝地出现在各大报章,同时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提高退休年龄似乎已势在必行。然而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延迟退休的政策应从长计议,谨慎出台。本文从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制度、老年人力资源利用、劳动力就业三方面的关系出发,论述了延长退休年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延长退休年龄影响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二元劳动力市场和两种就业形式从而确定延长退休的作用对象,继而探索性地构建延长退休影响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以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关因素为媒介,延长退休分别对人力资本数量和人力资本质量产生作用,其对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又从个体、结构、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社会公平以及相关制度机制等方面表现出来。延长退休年龄的实施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应统筹兼顾,实现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退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近几年我国政府不断释放延迟退休的政策意向,但该政策对健康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工具变量,研究退休(指需要办理退休手续)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显示,退休对自评健康、抑郁和认知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且对女性、教育程度较低、45⁵4岁的人群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对影响路径的分析表明,退休会通过显著减少人们的社交活动和休息时间来危害健康。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退休对健康有负面影响,延迟退休有助于优化人们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水平。这从健康角度为延迟退休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