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潜能、有效边界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D-S理论框架与空间计量方法,采用2012-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样本和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从劳动者工资和就业二元视角界定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潜能空间边界。研究发现在全域空间上,市场潜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劳动者工资和就业水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双重利好";在局域空间上,随着省域间隔距离增加,市场潜能难以持续发挥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效应,在一定半径范围呈现出"边界效应"。分组来看,市场潜能对沿海地区的工资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沿边和内陆地区,对于就业水平的改善在内陆地区最为显著;扩大市场潜能将有助于缩小高、低人力资本聚集区域的工资水平差距,改善低人力资本区域和群体的就业水平,不过市场潜能对高、低人力资本群体产生了工资"临界分割效应";高速铁路相对于普通铁路产生的"地理收缩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潜能对劳动者就业的边际增长效应,对劳动者工资边际增长效应弱于普通铁路时期,但整体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综合而言,突破市场潜能有效边界进行"空间重塑"以及在有效边界内进行"空间修复",有效调节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增长的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

文章将流动劳动力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种类型,通过引入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探讨了这两种不同类型劳动力流动性、经济集聚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模拟显示,随着地区经济整合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用经验数据进行了印证。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与流入省吸引力的分析——基于传统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新劳动力迁移与制度变迁理论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探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两大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二是流入省份具有何种特征,将更具吸引外省人口流入的力量?基于传统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新劳动力迁移与制度变迁理论,从个体、家庭与省级层面,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离散选择Logit模型分析。结论为:有外出经历、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家中没孩子或孩子数量较多的劳动力、土地被征用(或无耕地)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某省人均收入水平低、土地面积少,是促使省内农村劳动力向外省流动的推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就业机会越多且由省际距离产生的流动成本较小的省,对外省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更有吸引力。     

首都圈劳动力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

研究发现首都圈的劳动力分布呈现以北京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趋势,对于这一分布格局,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理论为基础采用全面FGLS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首都圈劳动力分布格局是由历史政治等偶然因素引发了地区发展的初始不平衡并通过产业集聚引致劳动力集聚,循环累积形成的.由于产业存在异质性,其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其中第三产业的集聚是引致劳动力集聚的主要力量,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并不利于劳动力的集聚.地理区位与首都圈劳动力集聚度呈现"∽"形曲线的形态,在2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劳动力集聚度是不断下降的,而200公里以外,劳动力集聚度有小幅上升,说明存在"集聚阴影".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

本研究纳入新经济地理的新型要素——市场获得。试图建立影响劳动力迁徙动力机制的新坐标。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样本数据,本文经验验证了“市场获得一要素报酬一迁徙”的倒“U”关联机制,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劳动力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一外围”的地区竞争格局。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走向“刘易斯拐点”。进而“人口红利”消退,这均迫使“市场获得一迁徙”正向关联机制趋于弱化;研究估算出我国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徙的隐性壁垒（边界效应值）为3．94;且边界效应由东向西呈现出阶梯型上升的区域差异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呈现出中心区相对开放,外围区相对闭塞的局面,而引力型政策和保障性政策分别成为了劳动力跨区域迁徙的拉力和阻力。政府的配套政策应该保障自由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配置,在实现我国区域“中心一外围”格局走向均衡化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护中国工业生产的要素竞争力。     

人口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综述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产业集聚研究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也不再囿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藩篱。从人口学视角考察产业集聚也是一种新的学术探索,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产业集聚要求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劳动力)作为基础,但是人口质量的作用更显著,且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产业集聚:一是不同专业技术知识和特长的劳动力或技术人才组成的专业化人才市场,为产业集聚提供必要的优质人力资本;二是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素质人才对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与此同时,制造业向某一区域集聚的同时伴随着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点在国外经验性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数据中都得到佐证。     

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1997—2009

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在本质上是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通过构建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的联立方程模型,运用1997-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法(3SLS)实证检验了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城市化与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且显著于城市化对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本地市场效应、开放型经济都有利于服务业集聚的产生;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的同群效应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实证文章较少的现状,文章使用2007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与能力年度调查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的同群效应。研究的结果发现,在我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的同群效应,并证实了这种同群效应一部分可由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培养的相互影响所解释。     

地区发展、经济机会、收入回报与省际人口流动

利用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发现省际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态势.并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流出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人口流出具有显著的阻力效应,但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并无显著的影响;作为流入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吸引人口流入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拉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开放性会继续增强、收入地区分化仍将存在,加上更加自由的流动环境和不断改善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省级人口流动在局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将会进一步被强化.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路径研究

人口的流动和分布直接影响着城市群城镇体系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文章从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动态变化以及空间格局三个层面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分布演化特征;基于中心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从行政、经济、交通三个角度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Zipf法则对2003～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级别、人力资源水平、经济结构、交通建设等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规模分布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技能互补、产业布局优化、交通网络建设完善等对策引导京津冀地区人口合理布局的建议,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     

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

文章将雾霾污染卫星遥感数据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结合,采用网络自相关和空间重力模型等方法,实证揭示了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网络自相关效应,迁出地之间的空间集聚最为明显。(2)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雾霾污染每提高1%致使人口迁出和人口迁入分别下降0.297%和0.355%;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等因素是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拉力,高校生数量和气候等因素为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推力。(3)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表明,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雾霾污染并非当前人口迁移的关键动因,提高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仍是地区人才竞争中有力的杠杆,但随着"十四五"时期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断推进,雾霾污染将发挥更大的制约作用,应尽早关注雾霾污染给人口迁移带来的潜在挑战。     

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的陕西省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增长。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陕西省为例。了解陕西省的省际迁移人口的规模大小和年龄分布特征,分析在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时,陕西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如何变化。研究结果发现：陕西省迁入人口呈现年轻态特征,多为处于就业初期的年轻人口,减缓了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现状及效果评价

人口迁移对迁出地、迁入地双方均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人口迁移和流动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新疆一直是人口迁移活动频繁的地区。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近年来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的现状进行了翔实的描述,评价了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的效果,指出了省际人口迁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建立新疆人口省际迁移的协调机制、采用灵活人口政策吸引外省优秀人口和实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三点政策建议。     

建国以来新疆人口的省际迁移状况分析

新疆人口总数中。省际迁移人口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分析了建国以来新疆人口迁移特点,结果表明：新疆人口迁移活动主要表征为国家有计划的迁移和人口自发迁移。迁移过程具明显的时间阶段性;迁入人口以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男性青壮年为主：人口迁入地区主要为开发程度高、经济发展快、交通便利的地区;人口迁入主因是国家政策及大量土地资源的吸引．人口迁出主因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祖籍亲缘关系、户籍管制的放松;省际人口迁移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以及新疆与其他省区的交流,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刺影响。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1995～2000

本文主要考察了 1 995～ 2 0 0 0年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 ,发现省际迁移人口 (外来劳动力 )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正是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迁入 ,弥补了东部地带本地劳动力供给的不足 ,推动东部地带的GDP增长了 1 0 %以上 ,对东部地带GDP增长的贡献度几乎达 1 5 %。而且在东部地带 ,越是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 ,迁入人口规模越大 ,迁入的外来劳动力对推动迁入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就越大。     

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分析其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模型的建模原理与参数估计方法,运用GAMS程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增长,缩小了区域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但区域内人均GDP的差距并未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