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元代隐逸散曲小令审美特征略论

元代文人在社会地位的下降与经济生活的困窘中,普遍以出世隐逸为主题创作散曲小令。与宋人隐逸体裁词相比较,极力消解儒家治平思想和士人责任,否定入世生活中的个人价值,改变"怨而不怒"、"怒而不伤"的传统诗美规范,成为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新特点。而作品结构的程式化、抒情手段的趋同性,以及文学意象的雷同,则限制了元人对宋词理趣创作传统的发扬,使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理趣感受弱化。     

隋至初唐嘉遁之风与汾阴名士王绩

王绩是初唐隐逸士人的代表。其隐逸特征已由六朝时期随性而行变为功利性的隐居,代表了当时士林隐逸的风尚。但王绩之所以被归属为汾阴名士,后人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多是单向化地选择,其中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儒学内化修习与个体的纵酒放诞外行,这种特性不单凸显在"仕"与"隐"的矛盾性上,对其诗文创作中骈俪雕镂与疏野朴拙并存的特点也有深层次的诱导作用。在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中,王绩纵酒放诞的特点有异于其他士人,这也使得后人更乐意以"方外名士"的特点去认识和接受王绩,也促成其诗歌呈现出性情之真的自然美感。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两汉之际封建士大夫逃逸之研究

王莽秉政以降 ,士风大转 ,封建士大夫群体中的隐逸之风浸盛。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因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追求。本文对两汉之际隐士作一个系统的量化分析 ,进而得出仕仍是中国士人生命的基调 ,退隐只是针对于出仕的挫折而兴起的一种暂时性生活态度的结论     

兰亭雅集与隐逸诗的唱和探析

中古时期,隐逸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注重对隐逸精神的追求,其隐逸的外在形式也有所变化,随着隐逸之风的大兴,士人积极营造隐居的生活环境———园林。因此,在园林集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兰亭集会上,士人共同创制了大量的隐逸诗来表达自我的隐逸思想,改变了隐逸诗个性创制的特征,其诗歌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从延祐开科看宋元之际理学消长与士风变迁

科举考试代表着国家的学术意志,对一代学术、士风的影响甚大.理学借助延祐初科举重开被定于一尊,一方面使理学普及化,同时也斫伤了元代理学作为学术思想的活力.宋元之际士人的整体风貌,也随着科举的兴废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顾瑛与玉山雅集

顾瑛,作为诗人,玉山雅集,作为文学现象,在元代文学、元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元诗研究领城,不应低估.元至正年间,与顾瑛交游唱和、参与玉山雅集者,多迭百人,今存诗篇,在5000首以上.顾瑛与玉山雅集研究,对元代吴中文学传承、元代文人群体形成与活动、元人著述的编辑与刊刻、元明诗的衔接与过渡.以及元明易代期间的文人生存状况与文学创作等内容,都有启示意义.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明末清初道德劝善思想溯源

自明代末年,由袁黄、颜茂猷等儒家士人鼓动起来的一场道德劝善运动影响所及非常普遍,在整个清代经久不衰。本文主旨在于揭示三点:第一,通过对劝善思想的观念史的溯源性探讨,以说明明清之际劝善理论与儒学经典构成了某种文本上的诠释关系;第二,两汉经学时代的政治思想及魏晋隋唐的宗教思想,为晚明以降的劝善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第三,宋以后渐趋明显的儒释道彼此冲撞、互为交织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明末清初劝善运动的重要思想背景。     

王森论

王森是明后期著名的民间宗教家之一。由他开创的东大乘教,无论是在教义思想,还是在组织、领导农民起义诸方面,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特别是东大乘教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叛逆思想与行为活动,对当时与后世的民间宗教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明初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

本论述了明初国内及周边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形势,为了避免故元势力与高丽联手,全力翦除故元势力,明初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高丽恭愍王也积极向明。然而,恭愍王被弑后,亲元派上台,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天然和尚函昰与“函”字辈诸人的交往

与礼空隐道独为师的“函”字辈诸人,或早卒,或抗清而牺牲,或为遗民,其与天然函禅师的交往,表现出那个时代岭南佛门的禅僧具有强烈的遗民倾向,其价值取向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喝”表示“饮用”义的始见年代及其书证

用“喝”表示“把液体或流食咽下”始见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明代中期、元代或元代初期、宋代。讨论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对书证的分析。通过对相关书证的分析,“喝”表饮用的始见年代不可能是宋代、元代,也不是明代中期,而应是明代前期。     

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

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的元明易代,对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初在"用夏变夷"、"复古"等口号下推行的礼俗整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民间日常杂礼的清整和规范,即是其中的内容之一。明初在"别华夷"、"正名分"等理念推动下进行的礼俗改革,实质上是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相互配合,对民间生活进行的儒家化改造。它们共同塑造出明代前期整饬有序的社会样貌,也创造出一个后人看来礼制谨严、风俗淳厚的时代。     

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是建立在通俗小说都得到妥善保存的“假设”之上的 ,它完全没有考虑通俗小说大量湮没的事实 ,因而是完全不合事理的。如若没有郑振铎、马隅卿、傅惜华、孙楷第等老一辈学者的抢救“引进” ,可能今天面对的“空白”就会是整个明代。从遗存文献史料的字里行间 ,仍透露出明代前期小说的种种信息 ,不仅能够证明稗官小说的大量存在 ,有些作品的内容亦可窥知一二。而现存多数的历史小说 ,都有它更早的“原本”。“明代前期空白论”是不能成立的     

明代湖南科举述评

明代湖南科举整体水平下降 ,科举人才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和广泛。明初的战乱、书院的禁毁、地域的局限 ,是制约明代湖南科举水平的主要原因     

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