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类学视野下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古老的乡村主体,有哪些独具的人文性格?这是乡村人类学所特别关注的.从乡村人类学的新视野出发,中国农民具有男耕女织、勤劳节俭、一盘散沙、多神崇拜的人文性格.     

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新型农民”概念的内涵出发,通过介绍传统农民与新型农民的区别,分析了造就“新型农民”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即新型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力量;造就新型农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科技进步的需要;是适应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要转变观念,加强对农民的各种培训,从而造就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农民。     

民族村镇旅游地农民组织化的特征及实现机制——以贵州、云南典型民族村镇旅游地的考察为基础

农民组织化作为乡村建设研究的重要范畴和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内容在旅游发展背景下有其重要研究价值。在实地调研、文献综述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贵州、云南民族村镇旅游发展现实,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成果,对旅游开发背景下农民组织化的特征及实现机制进行诠释和分析,为旅游开发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提供依据和经验借鉴,推动民族村镇旅游地社区组织的良性运行和有效发展,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农民生活方式差异化实证研究—基于Y镇调查

根据对四川Y镇农民的调查,从事的职业不同,中国农民分化为传统农业收入和乡镇企业务工农民、从事乡村管理的农民、外出打工的农民、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农民等四类职业群体。这四类职业群体农民在劳动方式、消费方式、休闲与交往方式上出现了差异,但是超过一半的中国农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当地基层政府对农村社区的管理应考虑到农民生活方式差异化趋势。     

市场逻辑下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组织化经历了由政治逻辑到市场逻辑的转变。在农业市场化条件下,农民组织化的形式也经历了从村民委员会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嬗变。通过对农民组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揭示,可以寻找农民组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

对国内外关于农民社会和乡村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做了重要综述,并特别强调从多元视角发展对中国农民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乡村新网络专家:文化农民--科技下乡的人类学视野之四

科技下乡塑造了新型乡村网络专家--文化农民.这部分人往往拥有普通农户少有的社会关系、技术、经商才能、胆识、经验和文凭,可说是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勤劳朴实,头脑灵活,爱读书学习,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乐于接受新技术、新事物,在各方面都走在普通农户的前面.因此,培养更多的文化农民才是科技下乡中顶要紧的事,也唯有如此,乡村社区建设才有希望.     

长沙县边远乡镇农民增收新途径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民增收是关键。边远乡镇农民增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发展"高质、高效、高产"农业,从比较优势的开发利用中增加收入;发展"农"字型龙头企业,搭建农民增收平台;发展劳务经济,快速增加农民现金收入;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增收打下良好的长远基础。     

论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经验

重视和解决农民经济利益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促进农业发展、调动农民积极性、实现小康目标和现代化的现实选择.从解决农民经济利益问题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深刻体会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人民生活的提高作为生产目的和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坚持发展生产力与完善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和模范实践者.     

城镇化与传统村落农民就业问题考察报告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面临很多难题,提高农民的充分就业水平有其必要性:不仅是传统村落扶贫攻坚的需要,也是破解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难题的需要。我国传统村落农民的就业现状表现为三个特点:农民从传统村落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就业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呈现出较大分化。我国传统村落农民的就业存在三个问题: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工作条件较差,传统村落弱势群体就业困难导致贫困。基于此,针对我国传统村落农民的就业问题提出三点建议:夯实农民群众的充分就业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强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就业培训,发展传统村落产业带动农民本土就业。     

文化农民生成的拉力和推力--文化农民系列研究之二

本文运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分析了文化农民生成的拉力和推力,认为在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文化农民生成的拉力在逐步加大,但在推力方面部分农户还表现出弱势,因此应针对这一情况制定出特殊的扶持规划,以促进其向“文化农民”的转变。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化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必须合理地确定城镇化的发展规模.大量农用地在城市化过程中被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农民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存基础.现行的征地制度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必须依法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实施管理,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的责任制度,完善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运用物权法来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是我国最后一个移民乡和惟一一个驯鹿养殖基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必然走驯鹿产业化和发展原生态旅游业之路,发挥城乡边缘区的补充功能,借区域经济发展之力,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青海回族文化对萨满文化遗俗的融摄及途径分析

青海回族在漫长的历史形成、发展进程中,在坚守主流伊斯兰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融摄周围各民族的文化,包括周围少数民族历史上信仰的萨满文化。萨满文化遗俗至今仍在青海回族,尤其是农村回族聚居区较为流行。这一现象可视为青海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互融的典型。     

蒙古族聚居区“鼓噪性”消费形成原因及表现

改革开放之后,蒙古族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农牧民的收入增加很快,成为拉动蒙古族农牧民新消费时代的主因。但是,在蒙古族聚居的农村、牧区,农牧民的消费存在着一定的"鼓噪性"特点,表现出许多非理性的消费现象。必须要对"鼓噪性"消费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树立合理、理性消费观念。     

学者在场的人类学意义——村落知识生产经验反思

在村落做田野研究的学者与村落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认识与被认识关系,而是有更多层面、更为复杂的内涵。对于村落而言,学者的在场有何意义？站在学者的角度,他们又是否认可村民赋予自己的这种在场意义？通过讲述贵州屯堡村落与学者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些问题会从表面纯粹的研究背后凸现出来,提示在村落做研究的学者,除了认识村落之外,还应肩负起别的责任。     

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培育和发展

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这是形成东西部差距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要实现大的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要走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相结合的新路子。     

一个特殊回族群体的人类学调查--以卡力岗两个回族村为个案

本文是笔者对卡力岗地区民族志调查系列报告之一,即卡力岗回族村的田野调查报告.报告以卡力岗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德恒隆乡两个分别操藏语、操汉语的回族村为个案,首次全面展示了卡力岗回族村的民族构成、语言使用、居住规律与宗教信仰状况等;辨析了卡力岗人的概念,诠释了卡力岗人这个特殊回族群体的民族认同观.卡力岗回族村的人类学调查,反映了我国回族形成与族源的多元性,印证了回回民族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特质紧密结合的整体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结构转型与社会约束

生态环境、生计模式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构筑为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现代两大阶段中的村寨经济转型,表现为这一体系传统经济目标、组织结构与性质特征的全方位、整体性但也有相当保留的质变。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现代转型是在社会制度性约束的引导和制约中开展的,它们不仅展现为国家与市场主导的、外生性的现代化改造机制,展现为以互惠为核心的内生性社会制度对村寨共同体社会存续与商品化阻滞的双重性,更展现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非一致性矛盾制约及其在当代交织融合的可能。     

Racial Conflict and Identity Crisis in Wartime Peru: Revisiting the Cañete Massacre of 1881

This article subjects the historiography and evidence of the massacre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Cañete valley by Afro-Peruvian peasants, led by women during the War of the Pacific, to critical analysis in light of recent discussions of the nexus of race, culture and nation. It validates the motives of the peasants who carried out the massacre by examining the event as an aspect of ra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formation.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self-serv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evaluations, and it gives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tensions and ambiguous meanings present in the massacre which illustrate the character of national identity project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Pe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