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唯人主义哲学

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是唯人主义的。它把人看作是属人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之本原和终极关怀的对象,以人道主义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和普世伦理的底线,高扬“人的解放”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文章认为,从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人的一般本性”到追求真善美的形上境界乃是人性的内在要求,故唯人主义与形上境界具有内在统一性。文章还着重剖析了真善美三大价值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论说了“男性化的哲学家”与“女性化的哲学家”对于“可信”与“可爱”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真理多元并存的必然性,为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提供了哲学依据。     

论美育价值及其实现

本文从应试教育、美学理论研究、人的认知心理过程的“两分”认知习惯等方面分析了美育在中国教育中不受重视的原因 ,并从美育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角度论述了美育对教育的意义。文章认为 ,当教育被美之精神统领时 ,美育将一跃成为“大美育” ,这是我国美育必须达到的理想状态     

从中西印文化比较看形式美

形式美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外在之形,二是内在之实,三是内在之虚。在外在之形上,西人重形,印人重色,中人重象;在内在之实上,西人是质实而静态的原子、分子,印人是具有空的性质的四大(地、水、火、风),中国是质实与动态合一的阴阳五行;在内在之虚上,西人突出是的能、场、暗,印人突出的是空,中国突出的是气。     

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

家庭道德教育是在形上依据指导下的合目的行为。数千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道德教育始终以孝慈精神为形上依据。孝慈精神是中华先民从生老病死之人类学事实出发,基于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与功利算计,从孝爱与慈爱之人类情感中转化而来的价值自觉意识。孝慈精神作为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具有如下合理性:一是拥有可靠的形成基础;二是适应传统的社会结构;三是蕴涵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四是关涉现实与超越的统一;五是其外化所形成之道德规范切实有效。孝慈精神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及其功能的有效发挥起了重要作用。     

酒的形上之维——以《浊醪有妙理赋》为中心

味觉思想之确立,原本作为欲望表达的饮酒被转换为认知方式与思想方法。苏轼、朱肱等人进而从味开始考察酒,追寻酒趣、酒德。尤其从性道之维领会酒,深刻阐发了“以酒为命”“酒近于道”“酒中有妙理”等精义,揭示了酒的形上内涵。自此,对于士人来说,饮酒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它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性命、道理的展开,更是自觉的精神修行。饮酒敞开酒中之道与理,以及人自身的性和命,酒也就由外在的欲望对象转换成了人的内在精神生命。当饮酒被当作形上活动,日用常行也就有了形上意义,这些洞见无疑为“日用即道”观念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论作为“道之象”的自然的教育意蕴

当前教育理论中的“自然”随着西方思想对内在性理路的开掘而遗失了本源意义上的生长、涌现的意味进而收缩于人的“内在本性”,同时原本最“自然”的作为“生长物”的大自然被逐出了内在性领域而成为纯粹外在的东西。于是,人的本性与大自然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教育也缺失了人可把握的对自身深思的尺度而产生诸多教育问题,外在的大自然失去了对人的精神的引导力。而作为“道之象”的自然保持着最高的存在性领悟,连接着天道与人道,指引教育在可游可居的经验性中通向精神的超越性,以其生生不息的特征为教育提供可效法的依据,也以其普遍的精神感染力让教育在人与自然的相遇中直接呈现。     

美育:指向学生幸福之教育——基于审美与幸福关系的思考

幸福是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感性快乐与心灵快乐的统一,而当代人的不幸在于自身的分裂。审美具有实现人的幸福的内在价值,因为审美起于感知,它能够克服当代人的萎缩和匆忙之苦,同时审美终于感动,它能够超越当代人的感官和占有之乐。审美与幸福的内在联系,决定了美育应该成为指向学生幸福之教育。由此,学校美育应该有这样的定位和取向:由艺术技能教育转向通过艺术的审美教育;引导学生由外在审美走向内在之美的塑造;引导学生在体验和积累当下幸福中实现生命的成长与超越。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一可以为法则”：荀子论“形”的理论意义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形”概念一般被理解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在呈现。而在荀子那里,“形”并不局限于个人的修身之事,还具有了礼则化的规范意义。荀子认为,“形”的实现必须通过“心”之持养,经历“心”之思虑、决断,不断地接纳与践行礼义法度,方能于外有所呈现,而“形”之展现,必须使之普遍化、礼则化,否则只是容貌、仪态、言辞的表现而已。一种没有标准衡量的道德修养,是无从判定修养境界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形”必须依从礼义,以礼义为准绳,从而实现客观的教化意义。     

苏轼的“离形得似”与宋代文人画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从"以形写神"到"离形得似"的转变,不仅仅是关于形神关系的观念转变,在更深层、更本质的意义上,它也是封建社会后期,时代审美兴趣的重心从外在事物向内在心灵的迁移.     

走出精神危机

８０年代，就有“三信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之说。仔细辨别起来，“三信危机”各有不同指向：信心是自我指向自我的（自信）；信任是自我指向形下之非我的（信任政党、政府等等）；信仰是自我指向形上之非我的（宗教之拜神教信仰、意识形态之观念信仰为真信仰，而拜物教——权力、金钱拜物教信仰等等则为假信仰或信仰危机）。９０年代，又有精神危机、文化危机、精神文化危机之说。因为文化无非是精神的映射，所以精神为内在之本质方面，而文化则为外在之现象方面。笔者在本文中，取“精神危机”为研究课题，从精神本身内…     

浅谈人的价值

我在前一篇读书札记中提出要研究人的内在价值。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翻阅了几篇有关人的价值的论文,由此发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首先要弄清“外在”与“内在”的划分。 在刘全复和我合著的《马克思主义与人学三题》(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的小册子中就把人的价值分为“人对‘他我’的外在价值”和“人对‘自我’的内在价值”两个方面;周农建撰《论人的价值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一文中有一节论“外在价值与自我价值”,似亦将“自我价值”视为人的内在价值。按我现今的观点,“自我价值”仍属于外在价值,即人对自我的价值高低、大小、贵贱、重轻,由满足自身某种需要的程度(效用)来决定的。 周农建同志写道: 一个人只有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他对自身才有价值,所以有人肯定自身,充满自     

帛书《五行》慎独说小议

《学》、《庸》、《荀》偏重在工夫论的角度论“慎独”的意义 ,其所重在一个“慎”字。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 ,则注重从“心贵”的角度对“独”作本体义的揭示。所谓“舍其体而独其心” ,“体”非指身体性 ,而是指礼的仪文形式方面。“舍体” ,应以《礼记·孔子闲居》所论“三无”作解。消解礼的外在形式意义而归于心灵的内在与独特性 ,把“形善于外”的德化作用统归于内心道德自由创造转化其存在的敞开性 ,这是帛书《五行》“舍体”而“独心”的慎独说之基本内涵。帛书《五行》“说”部之“心贵”、“独其心”的观念 ,为子思至孟子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     

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关于幸福内涵的一点探索

文章对幸福的内涵作了新颖的探索,认为幸福是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的统一体,外在幸福是指主体所欲求的对象或目标的满足,从满足内容上可分为生理的幸福、安全的幸福、爱与归属的幸福、尊重的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幸福,从实现满足的途径上可分为事业、爱情、亲情、友情、闲暇和自我六个方面的幸福。内在幸福则是因这种满足状况而产生的良好的精神状态,分情绪、认知和境界三个层次的幸福。最终决定内在幸福的是主体的自我,自我分肉体自我与精神自我,精神自我在追求外在幸福时,反映为外向性自我;在主导内在幸福时,反映为内向性自我。自我幸福是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的交汇点,是人生幸福的根本。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

本文重在探讨方东美关于复兴中国哲学精神的设想。本文首先分析了方东美从“形而上的途径”研究中国哲学 ,从而把中国哲学界定为“既超越又内在之形上学” ;然后分析他依据这一界定 ,将四大精神传统 (原始儒学、原始道学、中国大乘佛学、宋明新儒学 )交融与会通处视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精神成就 ,进而以这四大精神传统的传承为主线将四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确定为由高潮走向低潮、最终在清代中叶导致死亡的历史 ;最后就他所设计的“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作具体分析 ,以揭示他关于在现代复兴中国哲学精神的基本设想。     

荣辱观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价值探讨

荣辱观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本文分析了荣辱观教育是如何实现道德价值向智能价值、个人价值向社会价值转换的过程与机制,认为人的智能价值是人的精神能量、知识能量与物质能量和环境因素的函数关系,强调要在人的发展的实践中实现荣辱观教育的应有价值。     

饶宗颐“形上词”论分析

饶宗颐“形上词”说超拔高妙,对其研究多停留于知识描述、理论阐述层次,而于学术史意义和学术个性则论说不足.“形上词”论蕴含着哲理和精神超越两方面的要求.饶宗颐诗学研究重视理趣,诗词创作倡导形上旨意,其要义皆在于为中国诗学补充形上之维.饶宗颐借用“向上一路”表明其诗学创新的高度自觉.“向上一路”既关乎新词境的开拓,又具有提澌人心、救世之大用.作为学术界的共同财富,饶宗颐“形上词”说,与王国维“境界”说分属二十世纪中国诗学之一头一尾,是继“境界”说后的诗学理论新突破；不仅延续了古典体裁的生命,而且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丰富古典体裁表现力的同时,赋予其现代意义.     

遇到异乡的神祇——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当前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由于研究者多局限于“索隐法”等研究模式,不能够准确、深入地估量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内外两个层面展开。所谓内在层面的研究,指的是分析作家如何从内在的价值立场上吸收、化用基督教精神;外在层面的研究,主要分析作家在修辞策略等外在的层面对基督教文化资源的运用。     

"无为而治"的多面向理论内涵与一元化价值追索

在"道法自然"的统摄下,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之思呈现出圆融自洽的理论风貌,展现了多、面向的理论内涵."小国寡民"并非老子的社会理想,而仅为其精微喻象,生动实现了治国原则的具象化.老子"无为而治"内在地涵摄了融政治学说与生命哲学为一、使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动的实现机制..无为而治"的政治之思有着一元化的价值追求,这充分表现在自然价值本体在形上至形下、外在至内在两个路向上的转化过程中.老子的政治之思对当今的政治文化建设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