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自爱与友爱

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自爱与友爱并不矛盾。首先,真正的自爱者关注的不是外在善,而是灵魂的理性部分。他把高尚当作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以朋友为实现自己高尚目的的手段,后者是一种利己主义动机论。这种思考有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论证的背景。其次,在"明智"(实践智慧)的意义上,好人之间的友爱是以朋友为另一个自我,这种友爱的内在属性是与好人"因为自身"的性质一致的,所以自爱到友爱的推己及人过程可以成立。其它类型的友爱因偶性地具有这种友爱的某些性质而成其为友爱,这种等级序列使友爱得以作为"一"而统一地遵从上面的过程模式。当然,这种简单的序列化处理也带来了一些现实可行性上的困难。     

论中国古代人伦中的朋友伦理

在儒家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是家族伦理,朋友是社会伦理.朋友在五伦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它一方面处于辅助地位,有势轻、亲疏、名小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是"纲纪人伦"之根基.朋友一伦在五伦中的特殊地位,是由它的特殊性决定的.它的特殊性表现在选择性、平等性、责善辅仁、主诚信等方面.朋友一伦的特殊性,决定了朋而成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儒家学者因对朋而成党的高度警觉,所以他们不仅对朋友一伦持着一种相当微妙敏感的态度,而且还试图将之家族化,将之界定为"责善辅仁"之修身伦理.     

友爱、敌意与他者的单一性——论德里达的"幻影朋友之回归"

德里达后期的著作<友爱的政治学>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展开思考,他从古希腊的友爱来源于血亲兄弟之关系,来讨论城邦政治,正是血亲关系建构了社会共同体.德里达对施米特的"敌意"展开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时代,既没有友爱也没有敌意,这也就是说,朋友与敌人构成一种奇妙的转化关系.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突显出的"敌意",在德里达的解构中,那就是"幻影朋友之回归".     

友爱在希腊生活中的意义

友爱的概念在古代希腊人生活与观念中有重要地位。在今天的词典意义中 ,我们可能错失它的一些重要的性质。这些性质主要包括 1 )爱与被爱的界分 ;2 )共同的生活 ;3)意愿性或本己性 ;4)主动的行动性。古代社会的友爱的主要的形式有家庭与部落成员关系、伙伴关系、主客之谊与性爱。在希腊古典时期 ,一方面在这些古老的友爱中生长出了情感的和德性的审美态度 ,以及朋友间的由此发生的相互尊重 ;另一方面 ,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生长出了一种新的公民的友爱。这使得希腊古典时代的友爱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含义     

实现正义的友爱政治——亚里士多德友爱论刍议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把"爱"从个人的内在情感体验转化为带有更广更深的社会道德功能的行为,将源于我们把特定个人之间关系的"爱"引中为公正无私的作为伦理责任的"爱",使"友爱"成为实现城邦的"善".     

"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个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行动者视角看,"流言与暗示"、"话语意识与共意达成"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动员过程;从社会政治结构视角看,社会结构紧张与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封闭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结构性张力.同时,"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在事件的触发和演变过程中,结构压力不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行动"推动了"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     

周秦社会变迁与"友"的衍化

我们现今所说的"友"或"朋友"一词的含义,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周时期,"友"指同姓同族之兄弟,亦指兄弟相处的伦理规范;春秋战国时期,"友"的含义逐渐发生了衍化一是作为人称,所指的对象由亲属关系(同姓同族兄弟)向社交关系转变;二是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则逐渐丧失了宗法政治的功能,而向家庭伦理转变;三是由于社会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异姓同族之人交朋结友的现象不断增多,又相应地产生了以"信"为核心的"朋友之道"."友"的含义的如上改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秦之际的中国社会变迁.     

“仁”的内在张力与从孔子到孟子的话语转型

仁自身包含的内在精神张力,决定了其作为道德评判尺度在实际运用方式上的复杂性。孟子的主要贡献,是将仁所包含的内在性精神张力,展开成为仁与义之间的外在性范畴对立。仁侧重于主体道德立场的积极性呈现,义侧重于其消极性呈现;仁侧重于情感瞩望,义侧重于规范约束,仁和义各有侧重,形成相互限制、相互支持的关系,有效提升了儒家道德观念应对矛盾而复杂的现实的能力。这种展开有助于避免"仁"与诸如"兼爱"之类观念的混同。周礼是孔子建构仁学的历史文化依托,从仁到仁和义的分化,与周礼的结构模式之间也存在对应性关系。     

论审美现代性的内在张力

审美现代性是一个包含着多重张力的危机概念,而它对立于自身所构成的内在张力,则是对这一危机概念最深刻的表达。一方面审美现代性充满了颠覆性的反叛力量,它以差异性和反思性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其内部还存在着一种妥协、顺从、规训的力量。为此,审美现代性必须时刻警醒,在这种张力中始终保持独立的批判立场。只有这样,它才能在一个工具理性掌控的世界中提供某种世俗拯救的可能性。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孔子论"直"与儒家心性思想的发端——也从"父子互隐"谈起

孔子的"直"有主、客观两层蕴涵,其在客观视角上有公正、无私或正当之意;主观视角则关涉个人的私德,意为正直、坦直.从内在心理动机和情感层面看,"直"既有正直坦率且公平的品格,也包含个体在实践活动中的情感反应内容,其胜处在于它的非功利性或非工具目的性之转折思量."直"作为真纯素朴的人格构成"仁"的基础性要素,而所谓的"礼"之"质"也在于此.在儒家的心性修养层面,"直"作为真情实感而成为"诚",同时,"直"以其直下心源,呈现出其先验性的品格,构成了生命修养以达天道的前提.孔子之"直"以其特殊视角开启了儒家心性论的先河,同时,"直"中包含着良知公义冲动和个人情感冲动之间的张力,这需要进一步厘析,或在生命修养中提升及在社会规制下协调、完善.     

试论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兼及如何重构新世纪的启蒙思想体系

本文认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构成了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体现为情与理相互激荡、彼此促进的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彼此冲突与干预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或对立或统一,以及相互作用的矛盾方式,在中、西启蒙文学史上有着从浅入深,纷纭复杂的变化.但以往对启蒙主义的研究,或囿于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将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等同,既影响了从理论上对启蒙主义深层结构的充分挖掘,更造成了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评判上的混乱.启蒙主义表现为一个持久的人性解放与人格追求、情感觉醒与理性探求的过程,它为人类精神的解放所提供的是一种借以发展的内在张力或动力系统,重新建构新世纪新的启蒙思想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试论儒家的"礼因人情"说

晚周及秦汉儒家在"人情"之中为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认为礼乐之宜,本诸人情.但由于人们对人情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对礼与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在"礼因人情"一说的总体态度上,礼学家们的主流思想认为,一方面是对人情起着节度和文饰作用,另一方面,"人之常情"是每个人的正当需要,理应无条件的得到满足与尊重.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内在张力——兼论“迟到者的经济学”

近代中国是工业化的迟到者,其经济学的建构过程包含明显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在普遍规律与特殊国情之间也相抵触。这种内在张力造成了近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两难处境,使他们对于诸如比较优势理论这样的学说持拒斥态度。作为另一个迟到者,日本的经济学演化亦呈现出了鲜明的非主流倾向,可与近代中国互为参照。后进国家唯有选择切合国情的经济学方能实现迅速发展。     

论审美态度的确立与生态人格的养成

"无利害关系"是审美经验的核心,由此,"静观"和"移情"构成了审美态度的两个向度,而这种审美态度实质上就是"审美知觉"。在当代,"生态审美经验"的形成,使得"生态美学"得以勃兴,它呼唤着以敬畏生命、诗性智慧和栖居意识为基本特征的"生态人格"。这种生态人格建筑在"生命态度"之上,是审美活动和审美教育的产物。     

论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的建构——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理论范式研究之二

当下,"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四要素文学活动说已经成为了中西文论界特别是中国当代文论界解释文学现象通用的和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活动范式.但现代传媒语境的形成使文学传媒要素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得以凸显,新的社会现实让我们看到,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学传媒不只是文学的工具,更是其本体性构成要素.20世纪以来现代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理论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建构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的重要理论资源.作品、世界、作家、传媒、读者五个基本要素形成的整体结构和动态关系构成了完整的文学活动.建构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推动文学活动论由四要素范式向五要素范式革命,是文学活动的实际存在和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元身份的政治寓意与共同体建设——近代中国共同体解构与重构的过程逻辑

"元身份"作为一种以自我认知为起点的符号载体,包含着主体间的"爱""法律"及"价值"等承认形式,由此所构成的意义体系奠定了共同体不同层面的关联。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国民"作为一种元身份的基础上,伴着"国民"身份与"子民"身份之间的斗争、妥协及其变异,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呈现出了复杂的张力关系,由此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终走向。在国家主导的身份实践中,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交换过程,历史与当下、情感与法律、政治与道德获得了双向的意义交流机会。只有当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形成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其主体性才能够得以生成,个体才可以获得必要的意义空间。这也正是现代国家通过元身份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转轨体制下的权力、关系与资源--关于"秘书腐败"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它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由于转轨体制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逻辑和机制.面对这些现象该如何去杜绝,为此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再论戏剧性——兼答张时民博士的质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戏剧文学的颓败之势,使得我们更加有针对性地坚持戏剧性的两分法,即把戏剧性分为"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两种。在当代戏剧中守护人文精神,就是要首先捍卫戏剧的文学性。鉴于此,不能同意张时民博士将"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作为"子集"包含于"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之中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客观上助长了忽视戏剧文学的倾向。两种戏剧性的关系不是"包含于和包含",而是"内在"与"外在"、"无形"与"有形"、"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种世俗的超验性如何可能——兼论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宗教信仰的内在超越

立足于实践致力于世俗性的超验建构,使得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宗教信仰的内在超越。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正是由于"人"、"实践"和"历史"之间的内在性关联,宗教信仰模式中的那种"本质"决定"实存"的外在空间关系才得以转变为历史运动中"实存"不断生成"本质"的内在时间关系。世俗和超验、现实和理想之间张力结构和辩证运动,不仅是历史得以展开自身的必然方式,也是"此岸的真理"得以确立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