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情"的观念的发展及其与佛、道关系

本文在历史的纵向顺序和文化思想的横向坐标两个维度上对先秦至唐儒家"情"论的尚情、性恶情恶、性中有性善情恶、去情复性等发展阶段和不同观点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探讨了儒家"情"的概念的发展以及情感在其性情论中的地位.     

先秦儒家身心观及其道德修养论

先秦儒家认为身是人的欲望的承载者,是一种非道德性存在,是恶之根源;心是人之自然情感的载体,是人的道德的来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心作为人之道德性存在,主宰着身,身心是一体不分与相互转化的关系.儒家的身心观论证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修身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克服身的非道德性因素对道德之心的遮蔽.通过对"身"的调控与心的涵养使身心趋于一致,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自我设定,完成人的自我实现.修身是自我实现的手段和前提,自我实现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和必然结果.     

《郭店楚简》研究

一种观点认为 ,竹简将人及其生命作为主题 ,完全肯定人的自然感性生命存在 ,并直接赋予其价值和意义 ,这与西方基督教思想形成对比。另外 ,竹简将心、情置于重要地位 ,赋予人的自然情感以最高合理性 ,成为判定善恶忠信的标尺所在 ,这与从汉代到宋明的后儒“性善情恶”之主流观念形成对立。论者从而得出汉唐以降至现代新儒家可能是“别子伪宗”的结论 ,提出应跳出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藩篱 ,重归原儒 ,同时吸收西方近现代思想成果 ,以实现儒学新的创造性转化。一种观点通过分析竹简 ,提出 :1.在春秋战国时代 ,如何“使民”、“用民”是…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作为“心之大端”的好恶本情——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情感禀赋论

好恶乃是人类的"本情",作为"心之大端",它们构成了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道德禀赋。好恶在基本定位上,既非"好恶之欲"也非"好恶之性",而应归之于"好恶之情"与"好恶之心"。"好"为积极情感取向而"恶"乃消极情感取向,但作为"本情"之好恶却不能被推为心性化的"本心"。从横向结构看,好恶介于"心物"之间:一方面,好恶与物构成了"物化"的关联,好恶乃是感于物而"动";另一方面,好恶与心构成了"心化"的关联,好恶形成了心之"大端"。从纵向结构看,好恶作为最基本的情感而存在,但是此"情"一方面以"欲"作为根基,另一方面又为"性"所提升,但好恶终为人类的"心-情",这才构成了中国儒家"情感哲学"之基本架构。     

关于儒家两种对立人性观的“误读”的解读

在儒家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性观,即: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观点是:儒家的这两种人性观是根本对立的。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儒家人性观的一种“误读”。笔者通过解读学术界之所以得出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性观的原因,并从人性发生论的角度阐释了孟子、荀子人性观是殊途而同归的,而不是对立的。两种貌似对立、实则同归的人性观的殊途而同归表现点为:它们在最终目的和方法上是相同的,从而澄清了学术界关于孟子、荀子人性观对立之分歧。     

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     

“性情”别解——从金岳霖和穆尔的观点看

"性"和"情"是传统儒家哲学的两个重要范畴。金岳霖在《论道》中分别用西方哲学中的"共相"和"殊相"概念来诠释"性"和"情",并且通过对"性情"问题的解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套体系包含元学和认识论两个层面。我们可以在传统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区分出这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心和物,第二个层面是性和情。金岳霖的诠释方式为我们解答传统儒家中的"性情"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穆尔关于共相是存在的但又是一种否定性活动的观点,更是为"性情"问题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诠释。     

《声无哀乐论》释义:从礼乐到和乐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模拟了一场晦明捭阖的讨论。秦客为儒家传统乐论代言,嵇康则借东野主人之口予以回应。主人指斥儒家礼乐论存在一难以实现的折衷:礼乐以情为本,但因人而异的情感或会妨害礼乐的客观性、普遍性。通过解构传统乐论,嵇康建构出一套形式化的音乐观,即认为音乐不含任何经验性内容,是纯形式之美。他对儒家乐论的批判,揭示出儒家礼乐以情为本的特点:作为教化工具,礼乐须以人情为其现实基础,所以不能"无情"。而有意摆脱政教负担的嵇康,则可以从至人养生的角度重审音乐,作出新解。最后一段答问中,嵇康在承认"声无哀乐"的前提下,迂曲地重新阐释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命题,并展现出圣人"任自然"与"崇礼教"两种颇为相斥的面向。这套两可的圣人观,反映了六朝学人与传统若即若离的思想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声无哀乐论》是考察汉晋之际思想变迁的绝佳参照点。     

汉代情感观念的抉择:抒情与持情

在对待情感问题的态度上,汉代乃至在中国古代一直有着两种观点,一种是"抒情"说,另一种就是"持情"说.在汉代随着个体意识的发展,在儒家内部出现了松动,情感因素逐渐凸显出来,逐渐呈现出对"抒情"与"持情"的嗫嚅踯躅和游移不定,并逐渐走向"缘情"说.     

"情":传统儒家道德哲学的现实基础

儒家哲学关注的重点是人伦道德之建设,在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但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是什么?长期以来,对此没有很明确的结论。传统对于儒家道德哲学的解释一直都是从“性”来论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性”也就被认为是儒家道德哲学当然的基础。本文则认为儒家对于道德问题的阐释,主要是从“情”出发的,“情”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文章从“情”的来源、运作、本质特征以及道德功能实现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是在“情”(而非“性”)的基础上,儒家的道德哲学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传统以“性”为儒家道德哲学基础的理解乃是被儒学“因情而论性”的解释模式所误导。     

儒家情感论批判

儒家情感理论的第一原理是情由性定:性情一体、情由性出、性善情邪、性体情用。人性是情感的基础,情感则是人性的自发与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情感的器质性或生理性基础,但是这类情感是被动的。当情感不当时,人类只能够依靠外力来控制情感。在控制情感的过程中,行为人也失去了自己。这和西方的依靠自由意志而产生的情感以及自己能够掌控情感的思路完全不同。后者能够成为自己情感的主人,而在儒家情感理论体系中,情感是被动的,自己无为。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儒家的情感观念

在汉语中,"情"从一开始就兼有两层基本含义:情感(人情);情实(事情)。在中国观念史、儒学史上,当"情"浑然不分地兼指人情与事情并且"情"与"性"并无截然分别的时候,此"情"为本源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也是当代儒学正在复兴的观念;当"情"严格地分别各指情感与事情并且情感被置于"性→情"架构之中的时候,此"情"为形下之情,这是帝国时代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总之,在本源层级上,儒家的情感观念不是一个伦理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观念。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论荀子与儒家文质观的情感转向

荀子突破了孔孟以来的文质传统,在文艺的众多因素中,率先发现了文艺中的情感因素并加以系统论述,将对文质观的探讨由伦理道德的内容上升到情感因素,使文学艺术的研究回归其本身,儒家的文质观乃至整个艺术研究活动也由此开始了情感论的转向。他提出的"情文俱尽"的文艺标准和"称情而立文"的文艺创制原则,为中国诗学的情感论传统奠定了基础。     

先秦儒道养心观之比较研究

先秦儒道养心观努力的目标都是把心以及养心论证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但二者在具体进路上分为德行与自然两条进路。先秦儒家主张德行的进路,把人文道德的初始心看成是一个自然事实,通过修养德行使被蒙蔽的初始心重新显现。先秦道家则把虚静自然之初始心看成一个自然存在的事实,通过虚静自然而使歪曲了的初始心重新显现。导致这两种进路的根本原因是二者所承继的文化传统不同,同时,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也决定了他们在养心观上的不同。     

好恶与生存

好恶是人心对外部存在（如名利、义）的反应,表现为情。好恶之情是气质人心与外部存在之间的气质感应,好好色、恶恶臭。从孟子开始,儒家以性释心,心动变成性动。好恶是性的活动。基于性的好恶不仅是自然的活动,而且是必然的活动。这种自然而必然的好恶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性原理。自然的好恶仅仅确保了人的自然生存,不能体现人的本质。     

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

儒家的身体观的历史原型无疑是周代的威仪观,但威仪观诞生于儒学创立之前,威仪身体气象之形成并没有同时伴随着内在心性的自觉。孔子创立儒学,摄礼归仁,其身体观本于仁而达于礼,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身体观由此诞生。人性论在孔子思想中并没有充分展开,《性自命出》的性情论是儒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性论,它把情设定为人性的内涵,它重视诗礼教化对心性和身体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独特的身体观即性情化的身体观,成为孟子心性化的身体观的历史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