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都市的中国现代新诗

中国新诗在走向都市化过程中。都市文化成为影响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不断消解了古典诗意的同时，建立了全新的话语系统和诗意结构。从20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诗人面对都市所进行的新诗现代化探索，以及对于都市文化的复杂情感和价值立场。     

历史与现实语境中的90后新诗

90后新诗生存在两大历史语境中。一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和辉煌业绩的古典诗歌,古典诗歌在文体的基本范式、演变历程和价值标准上成为新诗的重要参照;二是新诗初期发展历程,期间新诗的文化身份基拳得到确认,在标准建立和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新诗的现实语境是建立在以竞争为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之上形成的具有竞争陛质的文化生态环境。90后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潮流,增强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满足市场的意识,在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追求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分别以孔子、老庄、杨朱、佛教为代表的四种死亡意识 ,它们以潜在的方式作用于中国现代新诗写作 ;西方诗潮中的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 ;多义性与综合性是中国现代新诗死亡意识的两个重要特点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花儿”研究

文章以林县＂花儿＂为田野个案,通过＂花儿＂这一本来并不统一且各地异称的民歌形式,探究民国后＂花儿＂的历史形成、演化和国家化的过程。特别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个人的博弈实践,以及＂花儿＂文化传统如何发生变化,逐步成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再造物＂乃至＂国家＂的文化工具;讨论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意识的影响以及体现在文化展演过程中的音乐变迁;从当代国家中的花儿音乐社区组织、文化申遗工程等方面理解＂国家＂如何参与＂花儿＂和＂花儿会＂概念的建构,以及地区经济为主导的地方文化发展背后传递的国家意识形态和音乐＂国家化＂的过程。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的"天命"思想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对历史事件作出文学性解释时实际呈现出模式化特征,历史＂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主要的解释模式。历史＂天命＂思想在创作中将历史发展的＂已然性＂转换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调对历史发展结果的无条件认同,在很多时候,它以佛教的＂因果循环＂形式出现。将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历史结局的主动权完全交给那些拥有＂天命＂的帝王将相,或者反过来,赋予这些历史活动中的帝王将相以＂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种奴性和政治冷漠意识。但是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突破了这种历史解释模式,为中国历史小说类型的发展保存了一脉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闻一多历史意识的生成

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和著名学者，在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意识。其历史意识生成于自我漫长的文化人生历程中，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尤其表现在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诗歌作品特别是学术世界中厚重的历史感。他的历史意识成为自我精神的一部分，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现实性，在现实基础上从历史中激活有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同时批判阻碍中国文化进步的劣根性。本文从闻一多文化人生历程角度梳理了闻一多历史意识生成的过程和生成中的历史意识，以说明闻一多整体的文化世界和自我精神中的历史意识特性。     

意义追寻中的价值生成与流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历程的多重视角探析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的历史建构,形成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美学-历史＂批评、＂文化诗学＂批评为代表的三种话语系统。这三种批评话语系统的建构,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更替,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在意义追寻中的价值生成及其流变过程。这一历程对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转型期新诗文化观照的起点

新诗文化价值观照研究思路的起点，应思考作为文学现象的新诗，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承载文化价值，成为文化现象的学理与事实，转型剧变期（五四时期与新时期的８０年代）与渐变期的不同特点，以及创造主体在大文化观的文化冲突中所充当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     

全盘否定传统:一种策略及其后遗症

中国新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外国诗歌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 ,人们由此而认为 ,诗歌借鉴是中国新诗繁荣、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观点就其本质来说是正确的。但是 ,在新诗诞生之初 ,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出于鼓吹文学新观念的需要 ,提出了全面反叛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文化、艺术发展策略。这种策略对新诗的诞生产生了重要作用 ,不过 ,随着新诗艺术的发展 ,这种策略所具有的后遗症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本文简要讨论出现这种策略的文化语境和艺术价值以及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现代新诗:阅读的意义和研究的误区——《中国现代新诗讲演录》之一

中国现代诗歌牵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乃至我们整个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自我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的环节,但是迄今为止的新诗阅读却存在一系列没有解决的问题:新诗,究竟在现代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今天的诗歌阅读和批评,困难何在?这都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作出深入的回答.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论丁芒新诗的诗思意识

在丁芒的诗思意识里,他所秉持的诗人个性情感必须与人民的利益、情感相一致的观念明显带有＂群我＂的、集体的、民族性的和阶级性的特征。在新诗体型的认识上,他主张新旧体诗的互相融合,创制出＂短小、集中、格律化＂的新诗体式,藉此表现＂人＂的生命体验、时代风云与民族心声。丁芒从20世纪40年代初——90年代末的新诗创作历程,诗思路径呈现出这样的流变过程：个我人生——社会人生——群体人生——个我人生。其诗境的创造主要表现三大类：抒写个我生命体验;反映现实苦难;讴歌战斗豪情与光明的未来。     

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提出的科学命题,对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在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视域下探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则与途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本文试图以"历史感"为观察点,讨论在社会的多重变动中诗歌研究角度、方法的变异现象。它还认为所谓"重返历史现场",并不一定指简单地贴近史料文献,而是如何避免对其一般化的认同,如何对这些史料文献保持必要的距离,在一种更具张力的讨论中获得较为贴切的历史认识。     

从诠释学角度解读“诗言志”阐释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意识,强调的是历史与诠释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诗言志”作为一个诗学命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遭遇多种阐释。在诗论的历史的长河中,“诗言志”即闪烁着理性思维的光彩,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注着中国美学的体验传统。由此,“诗言志”的诗论命题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解读这一文化意象,对理解当下的美学现象与思潮会有许多启迪。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诠释学发展中的历史意识之演化

诠释学从施莱尔马赫发展到伽达默尔,历史意识已渐渐明晰,无论是“心理移情”还是“效果历史”,都体现出几代诠释学家们的历史思维方式。当然,明确历史意识的演化脉络,不仅有助于构建诠释学的理论体系,更有助于为人文科学的兴起做好奠基,同时也有利于把握诠释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诠释学历史上比较有重要影响力的诠释学家们的历史意识,窥探诠释学发展中的历史意识之演化,并提出诠释学发展过程中历史意识的缺陷,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诠释学的进化态势。     

习近平对“三大规律”的创新性探索

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其前进发展遵循着特定的历史逻辑。在历史潮流中把握历史脉络,追寻历史规律,提升历史自觉,推动历史前进,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展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把握规律、按规律实践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和遵循,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走历史必由之路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和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三大规律”的基本论断,也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历史使命和历史实践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更进一步提升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奇迹的自觉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