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初期的传统"东夷"论、"蕞尔岛夷"论,到明治维新后视其为学习的典范,再到随着日本侵华加深对日本的排拒与反感剧增三个阶段。     

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学界关于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研究,无论是宏观的群体描述,还是微观的人物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就总体而言,其在研究深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主题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李鸿章的实学观与早期现代化意识

一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实学思潮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的议政风尚无疑为封建士大夫指明了新的治学路径 ,亦即注重学术的社会政治功能 ,发挥学术事业的经世作用。他们承接了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传统 ,继续倡导经世致用 ,把今文经学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怀着医时救世的宏愿揭露社会弊病 ,针砭时政 ,抨击封建专制 ,提出了诸多有关内政外交的改革建议。然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及阶级属性限制了他们各自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 ,其改革建议大都停留在议政层次 ,而未能获得实施的际遇。迨至于 19世…     

试论日本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

李鸿章是晚清后四十年地位最显赫的汉族重臣,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政治人物。日本是中国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两国近代关系的序幕。李鸿章在领导洋务运动时,其思想深受日本影响,在其后的外交生涯中,日本也是他的主要外交对象。     

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

近代以来,日本人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对中国的不同认识,这其中既有日本的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对中国进步与发展的赞誉,更有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诋毁、丑化甚至仇视。正是这些不同的中国观影响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清政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６０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论李鸿章修筑铁路的思想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当他们提出要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要求之时,李鸿章竭力阻止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以防他们通过兴建铁路攫取更多更大的特权和利益。后来随着他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增加,更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对铁路的认识也逐渐深刻,转化为积极上书清廷,逐一论述对铁路的认识,充分阐述修筑铁路的诸多好处,主张由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而面对修筑铁路所需的巨大经费问题,李鸿章明确提出要举借外债,但在举借外债时必须遵守三条原则,并身体力行,为铁路的修筑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努力实践,从而逐渐形成了李鸿章对铁路和修筑铁路的较为完整的思想。     

论李鸿章幕府特色

李鸿章幕府是晚清著名的幕府之一,自1862年沪上开府始,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终,共存在了40年之久。在这40年中,它内而洋务新政,外而邦交订约,参与了李鸿章所有的政治活动,处理了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同时期其他幕府相比,它无疑极富特色:首先,具有变局意识;其次,富含改革精神;第三,事功突出,瑕瑜互见。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的日本观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的日本观经历了一个由漠视到正视、由“以日为师”到警日、防日、反日的演变过程.本文从政治、媒体与民间三个层面来考察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日本现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湖南人日本现有着独特的区域个性,展现其自主性、多元性、不对称性和理性的多元特征.此时湖南人的日本观,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南现代化的进程,并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     

日本人中国观的一次转换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处于“四海之师”的先进地位，因此日本人艳羡不已，形成了以“慕华”为特征的中国观、江户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日本人在不断认识自已、审视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认识，不仅把学习目标由中国转向西方，而且产生了“蔑华”情绪。日本人对华态度的转变虽极一度损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也给人以重要启示。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兼及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李鸿章在庚子年奉召北上,完成其政治生涯最后一幕.围绕北上一行的相关论说仍有史实不清或理解偏差之处.通过补证工作,可以发现:庚子事起时,李出于自我禁抑,对中央政策不敢轻易建言.盛宣怀等人策划调其回任直督,与清廷召李“迅速进京”并无直接关联.李奉召后,已做出北上实际部署,因大沽开战不得不顺延行期.其最早向日本作出外交试探,然后转向俄商,北上抵沪后,又拟密派亲信杨崇伊代行入京,并托日本军舰护送,事终未果,但其“亲俄派”身份为英、日等国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     

"冲击-反应论"与马克思的中国观

本文在梳理"冲击-反应论"源流的基础上,对质疑该论的各种观点进行评析,认为"冲击-反应论"既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的逻辑结果,也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具体实际.     

日本战犯中国体验书写下的中国观

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艰难的教育与改造,并且对其实行了宽大处理.这些战犯回国后对中国念念不忘,中国印象在他们的感恩情怀下得到了提升,它是人道与正义的象征,也是革命与和平的代表,他们带着深深的负罪感讲述着自己的中国体验,期望日本民众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为实现和平而努力.这为战后日本民众正确认识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探讨日本民众的养育观

深入了解日本民众的养育方法，并对青少年的群体教育进行分析，从而探讨日本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加深理解日本民众的生活习惯，以及培养子女的方法和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的日本观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对日本的认知,经历了从仰慕学习到激烈反抗侵略的变化。这一时期湖南留日学生日本观的主要内容为,通过媒体的描述和个人在日体验的近像感知,展现其多元性、不对称性和理性的多元特征。此时湖南留日学生的日本观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南现代化的进程,并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     

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日本的感情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旅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历程,这一历程深刻揭示了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至20世纪10~20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总之,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时代缩影,值得深思。     

论曾国藩、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曾国藩、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始阶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驱者。     

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

晚清时期发生的持续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史家大都认为它只是造船造炮之类器物层面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是不是仅为器物层面的革新？有没有内在的合理因素支撑着洋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洋务运动在深层的精神层面的历史价值何在？剖析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是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近年来发掘出《李鸿章全集》佚文——李鸿章为《格物入门七种》等五种中译西书所作的序言,这些序言揭示了李鸿章确实研读过西学书籍,并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致力于引进西学,是洋务运动第一次使科学和技术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因素,这种因素正是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换所必备的。     

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李鸿章

在蒙昧初开的近代中国,启迪中国人心灵,使之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引路人,李鸿章自然位当其首.在中国晚清史上,李鸿章主政四十年,可谓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四十年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本文拟就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开拓引路作用,略作赘述.     

近代散文观及其特征论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近代,它们却交织在一起.因而,近代散文观也在由“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骈散观”的嬗变与近代散文理论的探寻;“大散文”观及其创作实践;在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多元建构的文学转型格局中前行.这一新变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