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上游古代傣族的“勐”

文章通过寻觅被历史湮灭的遗迹，结合有限的历史资料分析，指出云南红河上游的傣族地区，和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傣族地区一样，也曾经有过傣族建“勐”创业的历史时期。从而，对揭示古代傣族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的气温变化与历史变迁关系的初步研究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过程普遍呈现一种“大乱—小稳—大稳”的振荡过程 ,即一个“多国林立时期 (大乱 )→一个短命的全国性政权 (小稳 )→一两个长期的全国性政权 (大稳 )”的模式。这种振荡模式与我国古代的气温变化情况有明显的相关性。在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 ,生产力的状况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是很强的。因此 ,气温的剧烈变化 ,往往会导致政权情况的剧烈变化 ,即处在“小稳”或“大稳”的结束时期 ;反之 ,气温的相对平稳 ,往往会使政权的状态保持相对不变 ,即处在“大乱”或“大稳”时期     

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等级法律制度

等级法律制度是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重要的法律制度,它包括政治身份等级制度、宗教等级制度、性别等级制度和经济等级制度,这些等级制度尽管不一定合理,但是它规范着傣族社会成员的各种社会生活.在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社会机制和历史阶段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傣族社会等级制度更是一种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精神原则.     

从鲜、汉统治阶级的逐步合流看北魏统治的强固

拓跋鲜卑在“五胡”中是进入中原最晚、文化最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它建立的北魏政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强有力的政权,它不仅统治北中国达一个半世纪,而且在许多方面给后世以深远影响。这一点,一贯为史家重视。北魏继“五胡”政权之后,仍然走上了“汉化”的历史途程。唐长孺先生在论述“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的时候说:“胡、汉统治阶级的勾结,结果就形成了联合压迫胡、汉人民的政权。这样性质的政权在‘五胡’时期还没有巩固,但显然已有萌芽而且正在发     

略论十六国时期各族人民斗争

自西晋末到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三、四十年间,入居中原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族,相继在中原和巴蜀地区建立二十多个政权(其中也有汉人建立的政权),历史上习称“五胡十六国”。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分裂割据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作为封建社会历史“轴心”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呈现出复杂的形势和独具的特点。一、十六国时期各族人民起义概况     

徐继畲与近代化——兼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比较

<正> 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到十八世纪完成“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世界性“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期。从此,揭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世代。十八至十九世纪,欧美不少国家已经完成了由中世纪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化的历史转变过程。东方日本的近代化,虽然迟些,但也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了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可是,在世界近代化历史进程已经推进了一两百年之后,而东方的中国远沉睡在“天朝帝国”的美梦之中。对海外世界已经发     

傣族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其对傣族社会历史的影响

元明时期形成的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尤其对傣族社会更为深刻,元明清以来的傣族历史无不与土司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傣族的封建社会都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衰亡而起着微妙的变化。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傣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产生、发展、消亡诸方面都形成自己许多独具的特点,对傣族社会产生过较为深刻的影响。     

试析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思潮

建国初期 ,人民民主政权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土壤 ,为新的社会经济思潮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其中 ,农民的“翻身感恩”、“发家致富”思潮 ,工人的“当家做主”思潮 ,知识分子的“靠拢人民”思潮和资本家的“害怕剥削”思潮 ,最为突出。这些思潮的形成 ,有着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原因 ,是那一历史时期民众社会心态的真实反映和自然流露。这些思潮 ,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社会发展趋向     

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

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大规模迁徙並纷纷起来建立政权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河西地区,前后曾出现过由两个汉族和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五凉政权。这就是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政权和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政权以及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五凉政权前后延续达一百六十年之久,期间,各政权辖境都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和汉人。各民族的杂居错处以及胡汉政权的更替或共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它揭示了西北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和胡汉各族的相互融合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里试就五凉时期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及其融合情况考述如下。     

从蒙古喇嘛内齐陀音一世的活动看满洲清政权对藏传佛教的扶植和限制

“满洲”一词开始是满族人的自称,始于公元1636年（清太宗崇德元年）后金政权改国号“金”为“大清”对。后来随着八旗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实施,入主中原的满洲人皆自称为“旗人”,“满洲”一词遂成为历史概念。有鉴于此,本文中用“满洲清政权”来指代清军入关前后的初清政权。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清政权已与藏传佛教发生了联系,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段清政权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正是在这一时期,     

论“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必须“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的著名论断。这不仅为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党要善于领导的问题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我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试论小乘佛教的传入对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影响

小乘佛教于公元七、八世纪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及至12世纪末、13世纪初,叭真入主勐泐(西双版纳)时已初具规模。到了16世纪后,小乘佛教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得到了巨大发展,形成“村村有佛寺,人人当和尚”的繁荣局面。回顾和研究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我们就能发现:小乘佛教是有利于封建领主制度在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发展和巩固的主要因素之一。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后,它直接地影响和主导着傣族社会的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观念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它在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有着不能低估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并加以分析研究,以期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胜利线——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二年武装夺取政权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手里。政权的转变,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的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马克思曾经预见     

从中心到边缘:翁牛特藏蒙佛教历史与现状——一个蒙古旗佛教的兴衰与当代重建

历史上,翁牛特左翼旗是藏蒙佛教在东部内蒙古的重要弘扬地区之一。佛教发展鼎盛之时,该旗境内曾经有过19座不同规模的格鲁派寺院和15个活佛转世系统。翁牛特旗藏蒙佛教的历史演变历经初弘时期、发展时期、式微时期和重建时期(现状)四个不同阶段。而该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和境遇皆和其相应时代的政权、经济、意识形态、社会话语、技术、竞争和冲突等诸多社会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这一切中政权(国家)的力量和意志占据主导地位。     

“西夏”小考

把“西夏”和西夏王国等同起来,这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首先,指代西夏王国的“西夏”,不是本土之自称,而是异域之他称。其次,在宋代以前,“西夏”不是政权专称,而是地域名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西夏”有着不同的含义,但自晋代以来,以河西走廊为“西夏”的说法是中原社会最为普遍的认知。     

毛泽东身体力行“两个务必”的故事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不是一般的作风问题,而是党能否执政和执政以后能否巩固政权的关键问题。正因为如此,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党未掌握全国政权、即将掌握全国政权、掌握全国政权以后这三个历史时期,都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本身就是身体力行“两个务必”的光辉典范。     

中国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继续存在,参加了人民政协,参加了国家政权,它们的代表人物在人民政协、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级政府部门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时,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且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的口号。粉碎“四人帮”,后新的历史时期,胡耀邦同志又代表党中央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基础上,补充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即形成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相互关系上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更加完整的方针。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当历史发展的转变时期,在民主党派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上,就出现怀疑和否定的认识。解放初期,有同志认为民主党派“可有可无”。在过渡时     

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文化的变迁

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傣族法律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法律文化性质由早期的奴隶制性质向明代以后的封建领主制变化;法律形式从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法律文化多方面内容和特征也就随之发生了变迁。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成份认识的发展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成份的认识相较于1930年代前期土地革命时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新式富农”的提出和新成份特殊待遇的规定。抗日战争时期“吴满有式新式富农”的出现成为认识发展的契机，构成了理论突破的开端，以后扩大到土改初期对“张永泰式新式富农”的宣传。土改深入时期，中国共产党系统地发展了对党民主政权长期治理下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成份变动的认识，突出了变化的政权背景，以新旧政权为界，结合生产方式的定位，又照顾到历史因素，反映了土改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农村问题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效结合。     

南北朝民族融合与中国封建法制

东汉王朝的覆灭祸根实际上在光武中兴前便种下了。因为刘秀“依靠的统治集团是一个以南阳豪强集团为基干的豪强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与剖据性”,“黄巾军起义失败,后豪强各自依靠自己的武力,割据称雄,社会进入了大混乱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以豪门士族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集团之间,频繁地通过自己的军事手段建立割据的封建政权,为了在战乱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总结历代的兴亡得失,包括实行封建法治的经验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