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悲哀——解构巴人《莽秀才造反记》的启蒙情结

美国文艺理论家米勒认为“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式”,巴人通过《莽秀才造反记》中的历史叙事,既呼唤劳苦大众奋起抗争,又批判了劳苦大众抗争行为的残暴、无序,发出了历史永恒悲哀的感叹。     

论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及其在历史小说上的地位

巴人的《莽秀才选反记》将沉淀在农民心理上的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纳入艺术视野,进视了我们民族固有的惰性．这一主题与对知识分子文化的反思、批判双峰并峙,在历史小说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作品采取历史还原的创作方式,将狂放、泼辣的风格与生活化笔法相结合,使作品文本的语言和叙述充满了张力．     

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纠缠——《对马》在中国

<对马>是左翼提倡"国防文学"时备受称颂的一部作品,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它主要是苏联国家意识的张扬.然而,很多左翼作家、理论家有意无意忽略<对马>中的苏联殖民话语,转而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民族主义观,与此同时,对<对马>的解读,折射出党团组织介入文学的尝试.因此围绕着<对马>及其所引出的"国防文学",左翼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并和国民党文人在民族话语上展开了争夺.对<对马>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分析,可以看出左翼文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在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上的复杂纠缠.     

魏晋六朝文化话语重构与《诗经》注释新义的发生

魏晋六朝儒学家为了维护其社会话语权,在摆脱汉代经学的话语限定后,开始重构新的话语:以圣人为终极关怀,以道为核心,以象、言、意、情、性为关键词。《诗经》在圣人话语的影响下产生了重情性、事理,倡伦理之道的新注释。     

艺术处理历史长篇中的五大关系——评枫亚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子百年记》

通过一个或几个家族来反映和表现某个时期以至百多年的历史，这在中外古今长篇中并不罕见。因此，仅仅从这一角度来肯定枫亚的172万字的历史长篇《扬子百年记》(卷一《大脚雾》、卷二《大脚风》、卷三《大脚潮》、卷四《大脚雷》，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成就，并不能真正揭示该长篇成功的奥秘所在。读罢这部大气     

扭曲的历史——话语视角中的《往年纪事》

《往年纪事》是俄罗斯最早的史书之一。它记录了罗斯的起源和国家的建立。以往的评论往往只涉及它的历史作用和它的文学性,而如果从福科的话语理论的角度,从民族的、宗教的和性别三个方面分析作者编撰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话语意识形态,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历史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由受说者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和决定的。     

不应遗忘的优秀通俗长篇小说——论包天笑的《留芳记》和《上海春秋》

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 ,包天笑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和《上海春秋》是两部重要作品。《留芳记》侧重于对民国重大事件与人物的描写 ,在艺术手段上类似于曾朴的《孽海花》;而《上海春秋》则相当细致与准确地记录下十里洋场上海的种种罪恶。两部小说一反包天笑作品拖沓、松散的缺陷 ,结构紧凑 ,艺术性强 ,不愧是包氏的代表作     

虚构的真实——评苏童长篇小说《黄雀记》

苏童最新长篇小说《黄雀记》叙述的生活是其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它三个段落呈现的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有着同质同构性,小说向读者凸显出鲜明的历史时空因素和环境。     

《普宁》的话语空间解读

纳博科夫的《普宁》通过一系列空间断裂性的描摹,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充满矛盾的弯曲空间,以至于普宁成了多重空间下的"差异"存在,这种差异主要在于作家对话语空间建构的策略性运用。由于言语的二维平面和文本中象域的结合,所产生的四维审美空间所导致的能动性共同创造了小说"次生之文"的存在,多维的空间对应的是作者力图摆脱僵死的形式话语而寻求一个崭新的身份建构和话语权,其目的在于塑造一位俄国流亡知识分子身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章士钊的调和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详细论述了章士钊的调和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章士钊的调和论与中国主张“和而不同”的理念 ,强调矛盾同一性的辩证思维和中庸理念 ,以及将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归结为周而复始循环的循环变易思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论八大山人的书法创作

八大山人书法创作大致可以60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博采百家,面貌繁复多样,后期个性鲜明,成就卓著。在众多的古代书法家中,八大山人师承最多的是钟繇、王献之、欧阳询、黄庭坚、董其昌等5家。八大山人书法的独创性表现在:运用秃笔淡墨,笔画圆浑劲健,结体险怪多变,布局疏朗大方,气韵宁静高古。     

巴人南洋题材创作略评

巴人４０年代流亡南洋时期的创作,表明巴人堪称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印尼华文文学的先驱．剧作《五祖庙》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它集中塑造的五位华工,是反帝的爱国华侨的英雄群雕．“海外见闻”８篇小说构成了集束型小说．     

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因此,"写什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日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帝王系列,二是宰相系列.选择张居正作为研究和塑造的对象,是基于三个考虑:(1)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2)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3)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张居正应是历史中的人物,更应是文学中的典型.     

论巴人的诗歌的现代特质

文章以现代性为视角透视了巴人诗歌创作的总体风貌．青春生命的热烈礼赞、决不妥协的叛逆精神、凤凰涅 的殉道气度和“九死未悔”的求索精神构成了其诗歌的主题内涵;而激进的浪漫色彩和浓重的悲剧品格则构成了其诗歌的艺术精神．这一切无疑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乡村君子·阶级本位·儒文化──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比照论

文本中形象迥异的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如果两者被还原到生活的原生态中去,其实同为代表儒文化典型人格的乡村地主,这两个人物的平行与影响比照生动地影射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重要转型——一次是从文化反思的“文学革命”转向阶级化的“革命文学”;另一次是从无产阶级狂飙文学重新转向对汉文化的倡扬与重构．巴人这部烙有鲜明时代痕迹的作品,折射着文学史的两面：不忘反思儒文化人格与心理,同时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理念开始渗入并强化．文本与人物因为这两重意义而获得历史性的审美内涵．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开启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主张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在这场革命中获得了巨大进步,逐渐走上了民主、自由、平等和解放的道路。不论是从这场革命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与传播,还是民主行为的养成,新的政治关系的建立等各个方面来看,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开端。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