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格尔的“新神话”解析

启蒙运动因过于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对神话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神话由于其非逻辑、非概念的思维方式不具备追求真理的能力,所以神话受到摈弃。其结果是不仅摧毁了人的完整意义的世界,而且也使理性的普适性价值受到质疑。德国耶拿早期浪漫派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站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立场上,提出了建立"新神话"的理论主张。"新神话"作为精神的创造物,具有与古代神话不同的路径,其理论基础是费希特哲学的"绝对自我"原则,是意识之内的绝对同一和"综合"。"新神话"不仅表达了施莱格尔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思想,同时还传达了浪漫主义者寻找整体性的理论诉求,是浪漫主义者把人、自然和社会综合为一体的理想,目的是为人和世界重新确立一个"中心",从而赋予世界一个新的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新神话"理论不仅以"艺术"的概念成为谢林哲学的体系,而且被浪漫主义之后的尼采以"酒神"的精神使"新神话"得以复活,甚至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以"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以人的存在的"完整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了"新神话"的理论主张,与浪漫派的"新神话"具有理论上的同构性。     

天地人同构的符号世界──汉代文学与生命哲学的因缘

汉代文人在揭示人与天地的同构关系时,涉及到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物质结构,并由形体同构过渡到精神同构;在静态审视的基础上作动态考察,展示人与天地各自经历的初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汉代有的文学作品按照天地人同构的模式进行叙述和抒情,建立起人的情感与空间方位的对应关系。汉代文人在理性思维和神话思维中,对于人在同构关系中的作用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意识的虚无与真实

《精神现象学》又被称作"意识经验的科学".这是何种意识的意识经验?其"精神性"与现代思想的精神有何不同?在胡塞尔那里现象为意识本身所具备,为什么在黑格尔那里意识是精神的现象?欧洲近代的"意识"禀承西方自然理性的传统,在自然理性和概念把握理性的张力中具备自我教养的力量.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

西方现代社会中出现了理性精神的危机,中国也产生了理性精神失落的现象。因此,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文学理论建设,必须重建理性精神,即克服旧理性弊端的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应该具有现代性、新人文精神和交往对话精神等内涵。     

百年新诗精神的开端:启蒙之外

人们一般从学理和思想的角度论述五四的时代主题,并据此理解其时的新诗精神,其结果百年新诗是遮蔽了新诗精神的丰富性.实际上,作为百年新诗精神的开端,五四新诗的精神远比启蒙的时代主题丰富,文章从启蒙的角度论证了五四新诗精神是自由意志、反叛精神以及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五四时代主题五四新诗的理性色彩、主体性和人性化特色.作为一种开端,五四新诗精神奠定了百年新诗的精神传统.     

孔子宗教思想中的人文理性精神

在从原始宗教的神人未分到周代宗教思想中人文理性精神的初见端倪的过程中,人的理性意识逐渐觉醒,人逐渐从神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宗教思想,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这一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新命题。正是这种人文理性精神对中国宗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当今世界各宗教间的和平及世界和平仍需要人文理性精神。     

论财富精神塑造的伦理维度

财富精神是财富良性发展的形而上意识域力量。在理性财富精神伦理逻辑图式的塑造中,伦理冲动力"义"与经济冲动力"利"结合形成合力,构成财富精神的动力因;包含生产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三要素的财富正义构成财富精神的形式因;追寻个体人和人的"类"整体永续发展的终极价值关怀,构成财富精神的目的因。     

论非理性因素的发生机制

论非理性因素的发生机制胡敏中“非理性”是和“理性”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如果说，理性是指思维和意识所支配的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和精神过程，那么非理性则是指不受思维和意识所支配的人的无意识、直觉、情感和意志等精神活动和精神过程。如果说，理性具有自觉性、抽象性和...     

构建和谐网络族群文化的规则意识与可能路径

网络族群文化具有诙谐性、亚文化性、社会冲击性、两面性及可塑性等基本特质,其兴起与扩张内蕴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由此形成构建和谐网络文化的存在论逻辑.以法治精神与伦理精神为基本内核的规则意识是构建和谐网络族群文化的价值基石,由此凸显其内在的理性精神.立足培育适合现代网络族群特质的和谐文化理念、培养内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实践理性、引领网络族群自觉地培育健康向上的伦理素养与现代交往规则意识,是探求构建和谐网络文化可能路径的基本立足点.     

论马利坦的审美理智主义

西方现代美学思想从情感、理性、意志等方面来考察审美活动,探究人类精神的各要素在审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然而,主体性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现代美学的审美非理智主义倾向和人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隔膜.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利坦继承西方文化注重理性的传统,对现代美学思想加以反思并主张审美理智主义,认定人类理智不仅在审美活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协调人类精神中的各要素,从而铸造完整的人类精神,而且能够通过审美活动重建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文化精神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本文从社会结构的两大层面,即社会利益结构和职能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含的两大文化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和经济理性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具体包括民主、平等、自由,伦理道德,社会公平三大精神;经济理性精神具体包括市场竞争意识,科技理性,科学管理,法制意识四大精神。     

新历史主义的元历史叙事

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历史转向意味,它以某种形式的历史意识回归,表达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显然无法彻底切割其与社会历史复杂的关系,被视为代表了历史研究由分析哲学方法转向为思辨哲学方法的新趋势。新历史主义尝试重建元历史的叙事维度,认为历史总是存在于历史文本之中,叙事始终是历史文本生成的主导模式也是历史书写的主要方法。新历史主义叙事在文化上意味着回归历史语境的文化真实、体现一种当代历史精神、建立起文学与历史异质同构的互文式叙事文本。     

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家族母题

由于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年代时空距离的差异,中国现代家族母题叙事的理性批判与文化眷恋的启蒙传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出现了新的变形,即从对家国同构的理性审视到民族精神与文化心态的重塑,从父子思想伦理冲突到祖孙精神性格的一脉相承,由对家族制度激进的革命批判到辨证的文化反思,当代家族小说在继承现代家族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个新的艺术之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正确梳解当前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矛盾

正确梳解当前我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前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实用理性和超越意识的矛盾、公共理性和私人意识的矛盾、公平要求与效率意识的矛盾。科学地把握这些矛盾的成因、表现形式以及解决方式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中国政治发展的文化资源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对中国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它有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促进政府廉洁和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培育以参与意识、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责任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主体意识,开发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则需要培育以妥协精神、宽容精神、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理性精神,增强中国政治发展的平衡力量。     

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中国政治发展的文化资源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政治文化建设有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促进政府廉洁和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培育以参与意识、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责任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主体意识,开发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则需要培育以妥协精神、宽容精神、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理性精神,增强中国政治发展的平衡力量。     

教师现代化及其生成路径

教育的现代化要以教师的现代化为基础。现代化的教师具备主体意识、创新意识、理性精神及和谐人格等特征。教师现代化的生成需要对其进行文化启蒙,以确立现代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文化精神;需要健全的制度,为其提供自由保障和约束;需要教师的自我反思,以实现教师的自我唤醒和理性评估。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1年 10月 10日至 13日 ,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了“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全国学术研讨会 ,50多名来自全国各科研单位、高校和社科杂志社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汇聚厦门 ,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交流。对“新理性精神”的认识新理性的探讨 ,从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 ,90年代深入到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在文学理论界如“人文精神”讨论、“现代性”问题争论、“后现代”研究 ,都可归属于这股思潮。钱中文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新理性精神”的倡导 ,在这次研…     

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他们局限于意识哲学,将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诊断为“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实现了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他提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社会模型,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病症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可以用交往理性来拯救的。     

法与理性

“理性”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自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立法以来,近现代西方法律就被宣布建立在“理性”之上。当中国最初因被西方的洋炮轰开紧闭的关锁,而极不情愿地迈开走向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时,中国人并不清楚法律制度现代化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先导的理论观念现代化的意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主导下,“理性”概念虽有人提及,却终因响应者寥落而归于寂寞,更无形成民族新意识、国家新制度的可能。正如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一样,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首倡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也不专属于西方。“理性”是全人类的理性。然而至今为止,中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阐释仍满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说,而对“理性”并无认真关注。因此研究、阐发“理性”精神,使之贯穿于我们的法律形成、法律运作的全过程,乃至深入民族意识之中,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并且任重而道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