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土地制度60年:回顾、启示与展望——以政策与法律制度变迁为视角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农村土地制度相关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应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其变革应尊重农民的意愿、保障农民的权益,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主体地位应长期受到尊重,维持农村土地两权分离状态是目前的最优选择,我们应认识到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是系统工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将出现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相结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农民身份将淡化,农村土地资本化趋势将加强,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及土地生态环境立法将得到加强.     

论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程序控制——以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为视角

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集体所有土地通过国家征收的方式成为新的用地来源,而现行立法中对征地的前提--"公共利益"的抽象界定容易导致政府权力的失控及农民土地权益的受损.鉴于此,明确程序控制在界定"公共利益"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将"公共利益"纳入土地征收听证程序并且在"公共利益"的界定过程中实现司法机关的介入,完善相关立法是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适用性分析——以对受害人的救济与事故预防为视角

在风险频发的社会背景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确可以通过保险赔付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对受害人的有效救济,从而实现分配正义的目标;但立法者的考量往往应不限于此,还需考虑采用特定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较于其它替代性救济制度,是否能够以更小的社会总成本来实现上述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所针对的风险的预防和治理。本文采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先分析使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法学与经济学上的原因,进一步比较分析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同其它替代性制度的优缺点,认为应通过制度优化来解决采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以更小的社会总成本来实现风险的预防和治理。     

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制度之检视——以土地价格“剪刀差”为视角

土地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反映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限制以及土地征收制度的立法缺陷。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程序和补偿机制,将其分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事业建设和商业建设,并分别进行补偿的制度设计,公共事业建设目的的征收可以不按照市场价补偿,商业建设目的的征收必须按照市场价进行征收。     

我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走向——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说起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演化及至现行土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的形成,可以看出正是现行征地制度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结合,形成了现有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进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二是透支未来,三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为改革现行土地征地制度,一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二要对必须征为国有的土地,赋予农民谈判权。至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改革,应分步实施。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土地理论,深化各项改革。     

土地管理的制度化和绩效——以组织的非正式制度为视角

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无论从制度成型化、制度认同和执行情况,还是从管理结果来看,我国当前土地管理尚未达到高度制度化的程度。地方政府在现有制度结构下针对土地管理正式制度采取的各种高度同形化的非正式规则(制度),是影响土地管理制度化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非正式运作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制度安排尚不适应社会转型期外部利润的变化,没有建立各相关方合理的利益实现和调节机制。因此,若要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必须深入研究影响治理过程和效果的组织性非正式制度及其根源,并完善体制机制,作出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中世纪英国工资劳动者的数量估算——以土地持有为视角

工资劳动者是中世纪英国一支重要的劳动力量,它在当时英国人口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国外学者一般都是通过官方文献对工资劳动者所占比例进行估算,这很容易给人造成工资劳动者已经脱离土地,并形成独立的阶层。但是工资劳动者就是缺地或无地的农民。如果计算出维持当时农民基本生活的最低土地持有量,按照当时农民的土地持有情况,由此估算出工资劳动者的数量应该是可行的。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土地管理制度变迁——基于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视角

上海公共租界是鸦片战争后英国根据其商业需要胁迫清政府而强占的殖民地,是近代中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要载体。租界土地管理制度建立、移植与变迁是近代中国外生性制度变迁的典型案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新制度产生的收益超过制度改变的成本,制度变迁就会发生。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视角出发,研究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永租制、道契、土地评估、税收、土地交易等一系列土地管理制度的演变与完善,认为公共租界以永租制为基本制度的一系列土地管理制度的实施,使得公共租界土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在当代城市化土地管理中值得借鉴。     

我国农地流转信托制度的建构——以制度变迁为视角

农地流转信托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农地流转新方式,但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信托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其直接原因是我国在农地流转信托实践中将商业信托公司的混合型信托作为主要方式,深层原因是政府对农地流转信托主要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供给的不当。为此,应在充分尊重市场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规律的基础上,适时地以强制性制度变迁加以促进和规范;应建立混合型农地流转信托审批制度和政府农地流转信托机构制度,并将政府信托方式作为我国农地流转信托的主要方式。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法律制度——以土地发展权共享论为分析框架

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是判断宅基地制度改革质量的重要依据。土地征收制度的局限性和宅基地收益权能的显化,使得我们开始重新反思“土地发展权私有论”与“土地发展权国有论”的法律正当性。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国家必然享有土地发展权并参与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为土地所有权人及用益物权人的土地发展权奠定了充分的法律基础,从而形成“土地发展权共享论”。构建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需要结合中国国情,以“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为基本原则。在初次分配中,以产权为分配基础,促进土地发展权人机会平等,探索土地要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以现有税收法律体系为基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在三次分配中,确定“无偿原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特殊情形,实现农民集体对集体成员的自愿性、自治性、公益性救助帮扶。三环节环环相扣、三层次层层递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逻辑——以成都市城乡统筹实验中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例

成都市是全国城乡统筹建设实验区,成都市设计了以土地制度改革来带动城乡统筹、减少城乡差距的实验方案,并试图借用市场化手段来筹集城乡统筹资源.从成都市城乡统筹实践来看,通过城乡统筹,成都市农村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但是,本质上,成都市城乡统筹实践只是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媒介,实现了城市利益向农村的输送,这种利益输送与市场化无关,而只与再分配有关.目前有理论将成都城乡统筹实践理解为建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甚至成都市政府也是如此理解,但从成都市的实际情况分析,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为视角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自2004年以来虽然日趋合理,但补偿原则、补偿制度和纠纷救济机制的缺漏．使得农民利益遭到极大的侵害,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有必要对涉及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的宪法原则以及行政法、民法制度进行反思和完善,并对解决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均衡——以新冠肺炎防控的强制管理为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初集中爆发。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我国以政府和医疗机构为主体行使的强制管理权对公民有关自由权和个人信息权等个人权利进行了限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强制管理权的扩张是必须和正当的。但强制管理权的扩张必然导致公民个人权利受侵害的风险加大,因此,疫情期间个人正当权利的保护不容忽视。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要在公共利益优先的前提下注重个人正当权利的保护,这就需要通过要求强制管理依法灵活行使、以及加强救济的方式对强制管理行为予以规范与制衡。     

土地制度创新:模式选择与制度困境——基于龙华实践及其研究的一个反思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又受到土地资源约束的宏观背景下,当前通过土地制度的模式创新来改变土地的有效供给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制度变迁环境及其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关系的影响。目前对龙华实践的研究忽略了对这些关系的细致分析。文章认为,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土地制度创新模式是目前我国土地制度创新的主导模式,但其中所显露出的制度弊端又亟待我们去加以规范和完善。     

土地流转制度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实现:以城乡统筹为视角

土地流转制度是新时期应对土地利用率、土地产出价值低下而适用的新的土地利用制度。然而土地流转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功能对过去土地保障功能的替代如何转换成为重要议题。文章通过城乡统筹的视角来论证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城乡统筹的社会结构主张城乡之间的公平待遇,城乡统筹的产业结构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提供需求,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也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流动提出平衡城乡社会保障的制度需求。分类保障,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提升城市保障的"拉力作用"是文章给出土地流转后农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构建的路径选择。     

制度适应理论视野下的土地征收冲突与基层治理实践——以长沙市高新区为例

征地冲突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减少和化解征地冲突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运用制度适应理论对长沙市高新区的征地实践工作进行分析发现,其制度文本与地方情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埋下了征地冲突的隐患.为此,该地基层政府通过基层治理实践,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短期内有效减少了冲突,提高了征地效率,但从长远来看,制度弹性被进一步拉大,会对征地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造成冲击.其政策启示是: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征地制度文本,保障政策威信;另一方面,也需重视情境性与动态性,灵活实施具体策略,科学组合治理工具.通过双向着力,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实现更有效的基层治理以解决征地冲突问题.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制度变迁、土地财政与外延式城市扩张——一个解释我国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虚高现象的新视角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大是土地财政兴起的重要诱因;1978年以来所实施的以"有偿、可转让、有限期使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土地制度变革,在将市场机制引入土地资源配置的同时,也为"土地财政"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土地财政是导致城市化虚高和产业结构虚高的重要因素。在以经济增长为考核导向的激励约束下,作为城镇建设土地所有者、供给者与垄断者"三位一体"的政府,倾向于通过选择倾斜发展富含地方财政收入的房地产等服务业,扩大土地收益和放大土地在宏观方面的增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