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抗争与国家控制——基于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分析

抗争政治是由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的交集所构成。从抗争政治理论的视角,中国群体性事件明显带有抗争政治的性质,因此也遵循相似的内在复杂机制。群体性抗争事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推动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进程。国家在回应群体性抗争事件时应该制定正确的战略,采取恰当的处置模式,才能够化解其潜在的风险。     

政府回应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公共决策听证与政府回应都以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为前提,是我国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体现了其具有的政府回应功能,它是政府加强回应性建设的一种制度实践。目前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作为政府回应的一种方式,还存在召开听证会的随意性、听证会形式遭到公众的质疑、听证笔录缺乏刚性约束力、政府回应能力不足等问题。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需要政府行政人员提高意识,不断完善听政会制度的相关规定,将听证会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围。     

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三大困境

清末以来,中国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历届中央政府(清末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都把建设一个主权完整的、具有集权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重要目标.但是,它们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面临三大困境:政府无法整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从而使得其矛头指向自己;政府缺乏权威资源进行有效的中央集权,也无法实现央地关系的有序化和制度化;政府缺乏应对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从而无法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的良性互动,双方的恶性博弈最终导致政府合法性的丧失,使得其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     

社会建设的困境：生产主义与保护主义之间

基于文献梳理,本文从社会政策的视角识别当前社会建设的内容与特征,并将其定义为福利国家建设。围绕有效治理与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现有的治理机制使得中央政府层面旨在达致保护主义社会政策的规划在地方实践层面演变为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实践,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实践面临着生产主义取向与保护主义取向的紧张,不能有效地处理秩序与权利,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关系。尽管网络问政推动的问责与人口转型诱致的劳动力竞争,构成了突破这一困局的积极因素,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实现治理转型而具有局限性。     

公共协商:对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探讨及启示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多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转型社会的中国进入到一个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群体性事件,是我国政府的本质要求和重要职责.本文从政治协商的视角出发,提出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平等对待各方利益,用理性讨论的方式改善公共决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公共协商来化解矛盾.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对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技术性分析

从比较的视角和技术的层面看,利益综合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过程诸环节上最显著的分界点.中国的利益综合是一个多方参与、多渠道输入、多层级过滤、综合平衡考虑多方利益需求的有序化统合过程.目前西方政治学中的利益综合分析模式无法解释这一过程.从理论上讲,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将进一步拓宽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国化.从实践上讲,这有助于更好地体会中国政治特有的过程优势并不断改进政府过程,提高政府效能;有助于在政府过程中进一步规范党政关系,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于政府实际运行过程的认知度,增加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     

政治学视角下的农民合作组织考察——以吴湾村为例

农民合作组织是新时期社会、政府和农户需求的产物,其作用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关键在于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农户政治参与的水平高低。实践表明,制度建设的跟进对农合组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保障功效。出于利益政治中的合作组织,政府决策的先进与否对其具有强大的制度支撑功效,而基层政权对国家政策的解读与贯彻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其发展创新。     

市场转型进程中的收入分化与社会风险——基于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

收入分化和多数社会成员的低收入水平是市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导致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当利益受损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具有颇为明显的针对政府的抗争倾向.相时而言,低收入阶层的抗争倾向更加明显.在进行抗争的时候,不论哪个阶层,都倾向于采取集体抗争的形式.防止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和建设"强政府、强社会"型国家是中国应对今后的社会风险的基本途径.     

大力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实现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大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腐败也日渐凸显,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尚处于成长阶段,力量还较弱小,因而无法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这就使得政府与企业只能直接接触,从而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温床.而在西方国家,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承担起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任务,斩断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有效地规避了腐败风险.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可以形成有力的监督,从而遏制腐败的发生与蔓延.通过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从社会大结构的基础层面构筑反腐败的新的廉政工程,将使中国在21世纪实现反腐败斗争由加大惩处力度到扶持公民社会成长的战略大转移.     

农民负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民负担可以理解为一个政治过程。通过对国家、基层组织、农户等经济主体各自的利益取向、权利结构以及相互力量之间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责任与利益激励使得基层组织有着增加农民负担的冲动,机会主义心态和反对成本高昂等原因又使得农民无法有效抵制负担。利用博弈模型可以检验和演示农民负担增加的制度性根源。体制变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社会稳定风险规制的制度建设研究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行政决策的前置条件和必经程序,担负着制约政府在重大事项上的行政裁量权、控制裁量行为以使其结果趋于合理性的重任.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应当是政治层面或政策层面的行为,而是执法层面的行为,是政府行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为有效地发挥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程序性保障作用,应加强其制度建设.     

从奇迹到危机——发展型政府理论及其超越

东亚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型政府兴起造就了东亚奇迹,而发展型政府的衰弱则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发展型政府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联。本文指出了发展型政府理论存在的缺陷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一是政府决策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角力的政治过程,二是引入社会这个行动者,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演进的过程中把握政府角色的形成及演变。     

“理”从何来：农民抗争正当性的建构逻辑——基于上海H机场外围居民区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利益格局深刻变迁，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维权抗争事件。对于一个尚未从总体性制度中完全挣脱出来且十分强调稳定的转型社会，抗争政治通常被视为影响社会结构稳定的“政治错误”。而农民是如何在规避这种风险的同时，又能维护自身的权利？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持续追问。通过对上海市Q商务区和H机场扩建引起的农民抗争经验叙事的展现，我们从“国家-社会-个体”的框架角度，提出农民抗争正当性建构的三维逻辑，即国家赋权、公平分配及生存伦理，并在比较三种正当性建构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对社会系统所产生的影响。     

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成本:成因与控制

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功能整治和空间"再利用"的手段,在政府、开发商、社区和居民四个层面都产生了社会成本,这四个层面的社会成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更新社会成本的内涵。城市更新是城市化快速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其中,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产权人)的行为选择催生了城市更新社会成本。面对大规模城市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社会成本,构建评估体系、政府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实现居民自主治理将整合成社会成本的控制机制,推动城市更新的良性持续发展。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为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和拒斥心理,破除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障碍,以及破除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及近代,市民社会一脉相承的传统含义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的同一.黑格尔则彻底颠覆了传统市民社会的哲学含义,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三个层面需要体系、司法制度和外部秩序.     

邻避运动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基于D市LS小区的个案分析

邻避设施时常由于其存在和潜藏的巨大环境风险,引发居民的强烈抗争。文章关注D市LS邻避运动的主张本身、主张提出者以及主张的提出过程,详细分析事件的社会建构。认为,由于"技术专家视角"与"生活者视角"存在四点分歧,导致技术专家与生活者思想观念的差异。而个人与社会关系间无法弥合的裂痕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冲突,政府应当尝试将此类运动纳入制度轨道,尝试利用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促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尽管邻避运动能够帮助一些个人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然而它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正效应,促进整体环境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与契约的私人强制执行——一个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

转型时期频发的社会冲突和利益抗争行为本质上反映了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以及为维护契约权益进行的强制执行问题.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以及缔约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契约履行存在困难,而政府机构以及国家代理人出于自利等原因,国家有时无法有效履行作为正式第三方的职责.因此,契约权益受损方有可能通过自身力量或寻求非正式第三方私人强制执行方式.私人强制执行是对国家强制执行供应不足的一种创造性反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交易方产权的积极作用,但只能补充而不能替代国家作为第三方执行的作用.     

由外及里:社会工作行业协会的认同发展探微——以浦东新区为例

社会组织获取优势的关键在于组织内部成员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对该组织的认同以及由此建立的认同优势.基于组织认同的视角,浦东社会工作行业协会经历了一个从外部组织认可到内部组织认同的发展路径,即从政府认可、社会认同趋于会员认同的过程.协会的组织结构创新、行业规范拟订、专业示范实体打造、重大项目运作等展示了外部组织认同建构的策略.协会人才的流失、会员参与度较低等困境彰显了协会内部组织认同建设的迫切性.协会需从价值性认同视角完善变革型领导模式,从交换性认同视角强化组织能力与组织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