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权力腐败的制约机制

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实质上是权力运行中的一种失范行为。因此,反腐败的关键必须从制约权力入手。权力监督关系的内容是权力监督关系理论的核心,它包括：权力监督主体的权力,被权力监督主体的义务。从我国目前国家权力的运作状况看,主要表现为有些监督主体权力设置的力度不够,权威性不强,而另一些监督主体的权力又过于强大,致使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失衡状态。作为被监督制约的主体,国家机关的权力和它接受监督的义务不仅应当相一致,而且应当法定化。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本思路是：不同性质的权力（ 如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 必须由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公务人员（ 不得相互兼职） 来行使,各种国家机构之间不仅应当相对独立,而且能够相互制约     

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基于对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研究

从社会对个人影响的角度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即权力来源错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性质缺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交换漠视惯习与权力腐败.今依据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档案信息和访谈资料分别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基于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三项对策性建议:一是坚持“权为民所有”;二是坚持“权为民所用”;三是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和“地网”.     

关于完善我国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鉴于我国社会主义权力的本质,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推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但是,我国现有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存在一些不足。必须加快完善我国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即监督制约机制法制化和制度化,推进分权制衡,加强监督力度和监督机关的独立性。     

建立公共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既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腐败,做到标本兼治,正确运用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当前在行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权力运行配置,健全权力运行规则,完善权力运行制度和加强权力运行监督。     

西方权力制约监督的机制与启发借鉴

西方权力制约监督的内涵是基于一种"坏"的假设,而其目的在于试图获得"好"的结果,就是在这些立论前提和基本思想的指引下,西方国家构建并不断完善了以权力、法制、社会的制约监督为主,以道德的制约监督为辅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西方国家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一些普遍性的要求,给我们以启发和借鉴。     

列宁晚年“三位一体”的权力制约思想与实践

列宁晚年高度关注和系统思考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问题,形成了依靠政党自我监督、人民权利制约和法律制度约束--"三位一体"的权力制约思想与实践.这一卓越的理论贡献和制度设计,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权力制约监督的制度功能与现实意义

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是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两种制度。权力制约监督的横向与纵向两种形态构成了纵横交叉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权力制约监督体制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对此,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作了精辟的分析,奠定了权力制约监督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现实政治而言,权力制约监督体制不仅具有推动市场形态转型、政治文明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和伦理道德进步的重要功能,而且具有遏制腐败现象蔓延、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健全责任政治制度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现实意义。     

以“权利”制约权力 一列宁晚年时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衡的探索

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之后,并没有象列宁所预想的那样建立起"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政治制度.相反,由于种种原因,苏维埃政权出现了权力日趋集中的倾向.列宁洞察了由此带来的种种弊端和潜在的危机,对此深感忧虑,希望能通过建立权力制约体系来根除政治体制的弊端.     

权力清单制度的规范化运行研究:含义、困境与对策

权力清单制度自正式提出和实施以来,在实践中有效制约和监督了行政权力的运行,产生了良好的制度功效。但若以制度的规范化运行为评价标准,则不难发现权力清单制度仍然在制定、执行、监督等环节上面临着一些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境,实现权力清单制度的规范化运行,可以通过明确权力清单的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形成上下一致的权力清单编制模式、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与配套制度、强化权力清单制度的严格执行、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的动态管理机制等方式对其加以规范和完善。     

推动民主政治 实践政治文明——谈邓小平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思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邓小平同志较早认识到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的重要性,并着手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为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并最终实现政治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制约相结合;竖持民主监督与法制制约相结合;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     

“三严三实”视域下完善高校内部权力制约机制研究

"三严三实"是党中央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修身律己、为政用权、谋事创业方面提出的明确要求和基本遵循。本文以"三严三实"为研究视角,以高校内部权力制约现状为切入点,深入分析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的制约机制。     

经济学视域下腐败标本兼治“四不机制”构建的策略思考

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究其原因,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最根本的就在于腐败的收益普遍甚至远远高于腐败的成本。必须从影响腐败主体的成本与收益的因素入手,努力构建不好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四不机制,从而最终达到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腐败标本兼治的目的。     

权力产生“腐败”吗？——社会心理学的答案

权力可能滋生“腐败”,这是大众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识。这里。社会心理学描绘了关于权力作用更加丰富多彩的图景。权力的存在和使用广泛地影响了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社会认知、情绪和社会行为,这些心理和行为既包含“腐败”的成分,也包含中性和积极的成分。对此,只要唤起当权者的责任意识,权力的“腐败”性作用就会受到制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如何正确看待权力与“腐败”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自然权力与政治权力——基于“三人决斗”的分析

自然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三人决斗”分析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过程可以发现,一方面,人们从不合作走向合作是自然权力双重含义的矛盾运动过程;另一方面,任何合作的前提是,具体的个人期望在联合起来与他方发生冲突以后．参与合作的各方能够达到彼此所设想和同意的力量均衡。     

扎实推进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对河南省商城县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推进党务公开,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课题.河南省商城县在推进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中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其做法和经验给人的启示主要是:从重构县域政治生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提高对推进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落实党员民主权利为重点深化党务公开,加快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以明晰县委权力边界为前提深化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进一步提高县委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以实现县域善治为目标深化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着力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数制法治:小微权力法治监督的逻辑与实践——基于浙江宁海小微权力清单“36条”数字化改革的分析

“制度+技术”规制权力“任性”。打造“制度笼子”“数字笼子”融构的“数制铁笼”,是实现权力质效监督和阳光运行的有效方法。现代高能数智技术赋能权力法治监督,推动权力监督制度数智化、智效化,鼎至数制法治。数制监督运用先进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平台重构监督模型和重塑预警算法,实现权力制度法治监督智能化、规范化、统合化、可视化、便民化和小微权力多跨场景智慧运行,推动“数制法治”治理优势转化为监督效能。     

规范乡村权力运行是治理“微腐败”的治本之举——河南省淮阳县开展“微权四化”廉政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河南省淮阳县在推进乡村廉政体系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权力清单化,推进权力内容的全部公开透明;履职程序化,推进权力运行的刚性规范;监督科技化,推进权力监督手段的飞跃式提升;问责常态化,推进失责追究的常态运行。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农村的微腐败,提高了乡村机构的办事效率,展示了科技反腐的前景,保持了乡村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赢得了民心。这些做法,对在新时期更好地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搞好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一份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报告

从规范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体制着手预防腐败,是反腐败斗争走向源头治理、制度治理的关键所在。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福建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把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预防腐败有机结合起来,使反腐败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有效地提高了腐败治理的效果,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经验。本报告力求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梳理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腐败理论的创新,并提出中国转型期福建省规范行政权力、完善市场体制与创新反腐机制的方案,为推进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完善,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参考。     

法国“大敕令”的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

"大敕令"是法国1355—1357年间多次三级会议的政治成果,市民及市民出身的代表在此期间发挥领导与推动作用。敕令体现出三级会议与太子(时任国王的摄政官)间的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表达出以下政治意向,即限制国王为首权贵的权力,表达市民的参政诉求与辅助国王治国。受等级制度与市民力量发展不成熟等因素影响,"大敕令"在当时没有得到推行,但三级会议已不再是主要为国王服务,而是更加着眼于为市民与整个王国的利益服务。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强调三级会议与太子双方的积极作用与互动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民阶层与王权的发展,加速了法兰西王国管理体制的变革构建。在法国摆脱封建分裂走向凝聚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与历史意义。